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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2017-01-15 04:20:13|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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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版:副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序与跋)

秦大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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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澳)大卫·戴著、李占生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要了解南极洲历史和探险史,认识南极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学习和传承南极精神,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大卫·戴撰写、李占生翻译的《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是一本合适的读物。

  南极洲是地球上唯一没有原住民居住的大陆。南极探险是人类早期发现和探索南极洲的历史,也是科学认识南极大陆、解开大自然奥秘的前奏。早在古希腊时,传说南半球有一个与欧亚大陆相对称的、幅员辽阔的南方大陆。这个所谓的“南方大陆”就是后人所说的南极洲。为寻找它,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百余年,探险家们驾驶帆船在咆哮的西风带航行,在险象环生的冰海中开辟航线,在裂隙纵横的冰盖上奋力前行,造就了南极探险史上的英雄时代。

  1772—1775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率两艘独桅帆船“果敢”号和“探险”号完成了一次环球航行,此间他三次穿过南极圈,最远到达了南纬71度10分。那个时候,有人曾异想天开地认为南极点周围是一片汪洋大海,声言可以乘船挺进南极点。后来,一批探险家有很多次南极探险,直到1911年12月15日,挪威人阿蒙森率队到达了南极点,成为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一个月后,英国探险家斯科特也到达南极点。阿蒙森和斯科特先后登上南极点,标志着人类在南极探险历程中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书写了南极探险史上不朽的篇章。一代又一代探险家前仆后继,一个又一个的南极地理大发现,为科学探索和科学考察扫清了道路,终于迎来了南极洲的科学时代。在南极洲的英雄时代,人们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争的同时,相互间还有竞争。在南极洲的科学时代,这里成了国际科学研究的竞技场,科学发现的竞争依然激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1957—1958国际地球物理年暨国际极地年期间,全世界数以万计的科学家登上了南极冰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来自不同背景的科学家同心协力、合作,相互支持、救援,完成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际合作南极科学考察,开辟了科学时代南极考察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但也出现了领土、资源等诉求,以及环境保护、生物保育、合作、安全等实际问题。为确保各国对南极洲的尊重,也为了保护地球上现存的这片唯一的净土,1959年12月1日,12个国家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南极条约》(1961年6月23日生效)。条约冻结了领土要求,规定南极洲仅用于和平目的,保证科学考察的自由,促进国际合作,禁止军事活动和核活动。之后,又相继签订了许多条约和公约,如1991年签订的《关于南极条约的环境保护议定书》,为保证南极科学活动和环境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1985年10月7日,中国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变暖研究日渐深入,南极冰盖以其独特和不可替代的禀赋,为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南极冰盖记录的地球大气过去80万年温室气体浓度变化的旋回,冰内气泡记录的1750年以来大气圈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攀升的事实,等等,为气候变化科学的发展,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地球环境的对策奠定了科学基础。进入21世纪,南极研究面临更多科学难题,如南极洲大气、海洋和冰冻圈之间的相互作用怎样影响气候变化?在经历数千年的相对稳定后,南极海冰开始加速融化,是哪些因素控制着海冰的季节分布和冰量?它的变化对下伏大洋水体和洋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南极冰盖冰体收支综合观测的结果如何?人类和病原体如何影响和适应南极极端环境?南极洲的地壳和地幔结构,生命进化和延续,陨石揭示的太阳系形成的信息,南极大陆有效管理的政策问题……研究这些科学难题,需要全世界科学家的参与。

  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来到南极洲,但中国进步很快。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南极事业一日千里,世界瞩目,新一代极地科学家迅速成长,莘莘学子中不乏南极粉丝,民众中的南极迷比比皆是。商务印书馆刊印这本书,不仅对读者了解南极历史,分析、判断南极事务,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也为我们了解南极大发现时代前辈们的奋斗精神提供了史实。

  本书译者李占生和我相识已有30多年。他长期从事中国海洋和中国南极外事工作,对南极国际条约和法规有深入研究,著有《南极条约体系》等专著。他还参加了中国南极“中山站”的选址和建站工作,是一位有思想、有实践经验的南极问题专家。阅读此书,对中国在南极各项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

  (这是秦大河院士为该书写的序,刊登时略有删节。)

《辉县发掘报告》——

新中国田野考古范式的确立(书人书事)

孙庆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图片均选自《辉县发掘报告》。

  《辉县发掘报告》是新中国第一本田野发掘报告,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时隔一甲子,坊间早已难觅这部报告的踪影,典藏机构也大多视为珍藏,不轻易示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科学出版社重印这部考古学经典著作,不啻是学界福音。重读辉县报告,重温辉县发掘,我们更能体悟这次发掘和这部报告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特殊意义。

  一

  考古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26年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自己主导的田野考古发掘,标志着近代科学考古学真正传入中国。1928年,在傅斯年的积极筹划下,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下设考古组,中国才第一次拥有了国家级的考古学专门研究机构。从1928年至1937年,考古组以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为契机,培养出以“考古组十弟兄”为代表的第一代本土考古学者。

  1950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正式成立。考古所以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留守人员为班底,所长由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实际负责所务。这个新机构的研究人员只有8人,加上技术员和技工也才14人,这实际上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国家全部的考古力量。

  考古所成立伊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人员不足,急需培训干部,扩大研究队伍。为此,考古所于1950年10月组团前往河南辉县(当时属平原省)开展发掘工作。发掘团由夏鼐任团长、郭宝钧为副团长、苏秉琦为秘书长,另有技术人员和技工多人,发掘团的主要任务是对团里的四名年轻人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和王仲殊进行田野考古培训。辉县发掘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培训为主要目标的田野考古。

  二

  田野考古培训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如何发掘古代遗址,二是如何编写发掘报告。这两项工作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辉县发掘报告》的出版,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在一定时间内尽快出版考古报告的先河,这一条在日后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被不断地重申、强调,已经成为考古工作的惯例和硬要求。

  发掘团中负责指导的三位老师都有各自的发掘经历。夏鼐自不必多说,郭宝钧早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却是“老殷墟”,早在1928年,他即以当时河南省教育厅代表身份参加了史语所在殷墟的第一次发掘,从此与考古结缘。殷墟之外,他还参加了史语所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并以河南古迹研究会名义主持了濬县辛村卫国墓地、辉县琉璃阁和汲县山彪镇等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墓葬发掘方面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苏秉琦先生1934年夏自北师大历史系毕业后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工作,当年秋天就在徐旭生的带领下前往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可以说,夏、郭、苏三人代表了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最高水准。

  三位指导老师有明确的分工:夏鼐全面负责发掘,并辅导几位年轻人的田野工作实践;郭宝钧参与指导并做实际田野工作,同时负责与地方交涉;苏秉琦负责业务管理,掌管墓葬钻探情况,负责墓葬的编号和分配,以及向考古所写工作汇报等行政事务。上述分工,既与他们三人的工作经历和业务专长密切相关,也是中国考古学当时所处阶段的必然结果。

  考古报告的编写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核心环节。辉县发掘之前,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报告只有两本——梁思永主持编写的《城子崖》和苏秉琦独立完成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部发掘报告的质量,主要有两点决定性因素:一是田野发掘的水平,二是报告编写的体例。《城子崖》报告体例虽由梁思永创制,但参与发掘者甚众,报告内容又杂出众人之手,梁思永为了迁就原稿而留有诸多遗憾,所以他后来一直有强烈的愿望要“一气呵成”殷墟西北冈王陵的发掘报告,可惜因战乱和身体原因而再留遗憾。斗鸡台遗址是北平研究院田野发掘的第一站,在1934年至1937年间曾先后进行过三次发掘。受材料的限制,我们现在已经不清楚斗鸡台遗址的发掘方法了,但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所揭示的相关内容来看,当时的发掘水平无疑是有相当局限性的,如对墓葬的描述都比较简单,很多墓葬缺少平面图,更无剖面图。但由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是由苏秉琦一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所以他结合发掘材料的实际情况而独创了一套不同于《城子崖》的报告编写体例,特别是他为解决墓葬的年代和分期问题而撰写的附录——“瓦鬲的研究”,更是开创了中国考古学类型学研究的先河。

  从1950年冬到1952年春,发掘团先后在辉县的五个地点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结束后不久,梁思永和夏鼐即开始筹划《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报告编写由梁思永主持,他亲自拟定体例,与夏鼐商量后再交由发掘团成员分头撰写。在报告编写过程中,采取了导师制的人才培养方式——梁思永指导安志敏,夏鼐指导王仲殊,郭宝钧指导王伯洪,苏秉琦指导石兴邦。

  工作作风的培养也是田野考古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期间,夏鼐自己负责发掘难度最大的战国车马坑。当时已经是隆冬季节,车马坑被冻成了冰土块,夏鼐每天利用炭火盆慢慢地消融冰块,再一点一点地剔出车的残痕,一边清理,一边记录和绘图,双手冻肿也不管不顾。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夏鼐不仅将车马坑完整地清理出来,而且在发掘结束后不久,就根据发掘记录将车子复原出来。这种专注的敬业精神和以身示范的榜样力量对几位年轻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并由此塑造了中国考古人不怕吃苦、严谨踏实、乐于奉献的基本品格。

  三

  辉县发掘对四位年轻人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野技能的培训,而是着眼于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这一点从夏鼐对他们的工作安排上就可一览无余。

  发掘团的第一次发掘工作选在辉县城东的琉璃阁进行。这里的文化堆积丰富,主要有商代、战国和汉代的文化层与墓葬。在发掘过程中,殷周的墓葬多分给了王伯洪和安志敏二人,汉墓则交给王仲殊,其他遗迹则归石兴邦。这样的分工实际上代表了夏鼐的学科规划,希望藉由这几位年轻人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若干年之后,夏鼐的良苦用心就有了回报,他们四人都成为各自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王伯洪是商周考古专家,并于1955年担任考古所丰镐考古队首任队长,负责西周都邑丰镐遗址的发掘工作;安志敏是著名的史前考古和商周考古专家,先后主持或参加了郑州二里岗、陕县庙底沟和洛阳中州路等著名遗址的发掘工作;王仲殊则成长为汉代考古权威,并继夏鼐之后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后来回到陕西,主持发掘了著名的半坡遗址,并长期担任陕西考古研究所所长,主导了陕西的考古工作。

  仅靠辉县发掘培养出来的几位年轻人还不足以缓解日益迫切的人才需求。为彻底解决国家考古人才短缺问题,北京大学在1952年至1955年间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学员总数达369人。训练班的核心课程是考古学、田野考古方法及实习,教员包括梁思永、夏鼐、裴文中、曾昭燏、郭宝钧、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其主要成员均来自辉县发掘团。此外,发掘团的技术人员也参与到教学中来,如徐智铭讲考古绘图,赵铨讲考古照相,老技师白万玉讲工地文物包装处理等。这批训练班成员日后大多成为全国各地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辉县模式”经由他们而深深扎根于中国考古界。

  1952年,北京大学率先在全国高校中设立考古专业,辉县发掘团的多位成员在北大承担课程。夏鼐主讲考古学通论和考古方法,将他的考古学理念系统地传授。而苏秉琦则自北大考古专业创办伊始即兼任专业主任,直至1983年北大考古系成立才卸任,为新中国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说,“辉县模式”经由北大考古在全国发扬光大。

  辉县发掘已成为历史,辉县报告则已铸成经典。我们今天重读《辉县发掘报告》,不仅是要缅怀前贤,更要关注当下,认真思考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积极探索中国考古学的未来。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版面设计:蔡华伟

丝路旅人的历史记忆

袁 晞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1900年,消失了近1500年的楼兰古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古城遗迹是斯文·赫定新疆考察的意外发现,这奠定了他作为一个探险家的世界声誉。

  斯文·赫定1865年出生于斯德哥尔摩,青年时代深受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影响。他一生中多次来到中国,出版了多本有关中国的著作,而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斯文·赫定博士所率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报告集》,那是他1927年至1935年率考察团在内蒙古、甘肃、宁夏、新疆考察形成的,共55卷。而让全世界更多读者读到并喜爱的是斯文·赫定自己撰写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即报告集第23、24、25卷,这是他考察中国西部的全景式的作品。如作者所说:“可以看作是整个系列文集的一个导言,也可以看作是对考察团的活动历程与组织结构的概览,还可以看作是我们在亚洲的心脏旅行、生活和工作大致状况的描述。”

  在这次考察前,斯文·赫定已来过新疆几次,最早的一次是1890年,只到达喀什,但亚洲腹地人文和自然景观给年轻的欧洲探险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他1927年开始的活动是受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为开辟欧亚航线作一次横贯中国内陆的考察。本书的第一部分即记述1927年5月至1928年5月的这段考察,第二部分是1928年夏到1933年秋,有许多项具体的科学考察。1933年秋冬,年近70的斯文·赫定又一次从归化(今呼和浩特)踏上征程。这次是汽车考察活动,目的是给南京政府提交一份在中国沿海与新疆之间修建两条公路的报告。除了这一主要任务外,也进行了考古、动植物学的研究,绘制地图,还乘独木舟考察了罗布泊。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还是荒凉的土地。1927年5月,150峰骆驼组成的队伍从包头出发,沿阴山脚下向胡济图河进发,再从百灵庙经阿拉善到额济纳河,最后一段旅程是经哈密到乌鲁木齐。如今高速公路两天的汽车行程,人和骆驼行走了296天。先是酷暑,后是严寒。风暴凶猛无比,带起浓厚的尘土和沙粒;雨丝伴着狂暴的大风像鞭子一样抽打;沙暴像堵黑墙卷了过来,整个天空已被飞扬的沙尘遮挡严实……这样的记述随处可见。

  斯文·赫定笔下随处是乐观的精神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深色的骆驼站立在洁白的雪地上,大多数的身上也披上了银装,远远看去,驼队排成一行慢慢地在雪野中跋涉,比以往更具一种苍凉而激越的情调。远方,北面和西面的山峦以及近处南边的山峰通体皆白,如同莹玉……”

  考察团在新疆的这几年,也是新疆现代史的重大转折时期,1928年杨增新易帜后遇刺和金树仁上台,使新疆从相对稳定到陷入连年内战,1934年又是马仲英与盛世才的决战。初到新疆,这里还是一派和平景象,后一次到新疆,以前经过的丰饶的绿洲和村庄不复存在,斯文·赫定的悲伤和痛切溢于言表。

  在这部长达60万字的著作中,作者处处表达着对中国文明的向往,“寂寥无声的沙漠之夜,闪烁的星光下,从遥远的天边仿佛还隐隐传来一阵渐渐遁去的驼铃声。”

接近某种伟大没有边际的东西

王威廉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0日   24 版)

  美国内华达山脉的巡山员蓝迪·摩根森在一次巡山途中失踪了。这个人在巨杉和国王峡谷做过28年夏季山野巡山员、十多年冬季越野巡山员,因此,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的失踪是一起意外。作家埃里克·布雷姆专门为蓝迪写了一本厚重的书:《山中最后一季》,来呈现他传奇的一生。在几十万字的文字显微镜下,蓝迪这个人复活了,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内心也可孕育出怎样的伟大。

  巡山员,其实就是国家公园的合同工。他们在旅游季节(夏季)需要住在山上,负责清理垃圾,帮助游客和登山者,若有游客遭遇危险,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是一份异常艰苦的职业。薪水极为微薄,连退休金都没有。来申请这个工作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源自一种浪漫的冲动,带着度假的心态,在这儿工作上一季度,然后回归城市的日常生活。但蓝迪,居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快30年。以他的资历,完全可以成为永久巡山员,有了编制,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钻进大山的沟壑里,但那样,这份工作对蓝迪就失去了意义。这份工作的意义,便是让他可以和大山捆绑在一起。一个人在面对远远超越于自身的伟岸山脉之际,没有复杂的、接近神性的感触,是不可能享受其间的。

  蓝迪一定读过爱默生,还有梭罗,他有他自己的话语体系。他认为,人跟大山的亲近过程,像是一种宗教,“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神学体系”。这是蓝迪巡山日志里的一句话。他还有一段话,非常动人,人向自然的亲近,就像“接近某种伟大没有边际的东西,将我吸纳进去,包围着我,我只能微微感觉到它,却无法理解它是什么。说不定,只要留在这里够久,全神贯注去感觉,我就会知道。”我们看到,蓝迪的写作就是如此,不求助外界,而是逼迫自己的神经末梢,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

  蓝迪和作家斯泰格纳一直保持着通信,我们不妨看看。

  斯泰格纳批评蓝迪的文章:“你向读者展示的首先是个人感情。没有给出让人身临其境的具体地点、情景、动作、感觉,就想唤起读者的感情,这一切有任何意义吗?”

  蓝迪回信说:“我晓得自己不是文学天才,但对自己的文采还有点信心,只要有人指点,取得一点成就应该不难。”

  没错,蓝迪没有向那些清规戒律投降。说到底,他住在山里并不是为了写作,他写作,是因为他住在山里。孤独,忧伤,壮阔,渺小,必须有所返观。写作,便是他心灵的一面镜子。文字完全成了心底的分泌物,不再有任何尘世的架构。他的文字,成了诗,献祭给高山峡谷。

  1996年7月21日,54岁的蓝迪在巡逻途中突然失踪。为了搜寻他的踪迹,共出动了100多名人力、5架直升机、8组搜救犬,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搜救,结果却一无所获。事后,人们想起蓝迪即将分崩离析的生活状态,认为蓝迪一定不堪忍受而自杀了,并把自己的身体隐藏了起来。人们一致认为,一个在山中行走了大半辈子的人,是不可能遭遇意外的。

  可是,5年后,蓝迪的尸体被找到了。他穿着制服,从溪流的淤泥中浮现了出来。经过研究,他不是自杀而死,而是失足跌落溪流。时为寒冬,他旋即被冰雪覆盖。作者用文字还原蓝迪生前的最后时刻:“蓝迪望了望前面绵延的群山,整理了一下无线电和背包,把看了很多遍的离婚协议书小心翼翼地揣入怀中,眯着眼睛一声叹息,他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巡山,他只知道比起世俗的烦恼,前面才是他心安的皈依。”蓝迪魂归大山,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好的去处。巡山员们用蓝迪的名字,命名了内华达山脉中的一座无名山峰。

  爱默生《论自然》的这段话值得咀嚼:“可以肯定地说,这欢悦的力量不仅源于自然本身,它存在于人,或者说,存在于自然和人的和谐中。要谨慎节制地享有这种欢悦,这很重要。”要谨慎节制地享有这种欢悦,这话对蓝迪像是一句谶言。本书的最后一句话亦让人心惊:

  “我一定要感谢这本书的主角内华达山脉,谢谢你召唤我写这本书。”

  这么厚的一本传记,到头来竟然说主角不是蓝迪。这或者就是这本传记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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