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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2017-01-19 20:11:21|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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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副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日记中的初心(心香一瓣)

牟怀岐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人格风范还时时萦绕在我的心头,就像昨天他老人家还在家中一样清晰、亲切。父亲生前留下了几十本日记,大部分是他离休后写的,记叙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下工作的一些经历。细细拜读这些纸张已经有些发黄的日记,父亲那熟悉隽秀的笔迹一行行、一篇篇,仿佛把我带到了那艰难奋斗、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

  那是1947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后,敌人加紧了对地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对共产党人的搜捕。农历三月二十九,父亲牟富生被国民党县党部警察以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父亲当时是中共扶风县工委委员、组织部长,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从地下党员那里得到消息,自己的名字被敌人列入了共产党嫌疑分子黑名单第一位。但是当时地下县工委三位领导成员只有他一人在扶风。危急之下,父亲果断地将革命资料清理隐藏起来,决心留在扶风与敌人斗争到底。

  日记中,父亲详细回忆了被捕入狱后遭到敌人毒刑拷打和多次审问的情形,现在读来仍觉险象环生。在诸多次拷问中,有两次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亲自审讯。此人曾经是父亲的中学老师,当年父亲因为带头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而被他在全校大会上点名训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到,这位曾经的老师以“关心”的口吻对父亲百般诱导恐吓“有人把你告下了,说你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如果不交出扶风共产党的名单,人家就要把你押送到西安,或者就地正法,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父亲沉着坚定,从容不迫,从诱劝和审讯话语中,意识到敌人并未掌握他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使他更确信了自己坚持的斗争策略。父亲冷静地回答说:“我在家里安分守己种庄稼,又不与谁争权夺利,不知道谁告我干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到哪里去参加,也没有见过共产党,我怎么能有共产党的名单呀!”这位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有点气急败坏,除了讲一番空道理,就是一再把告发和抓捕父亲的责任推到三青团派系人员身上。父亲听后,决定将计就计,利用他们的派系纷争和个人矛盾,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进一步争取有利于自己的局面。

  当时扶风地下党组织正在全力营救父亲,县工委书记孙献武通过给父亲送饭的堂伯父牟建堂、堂叔父牟玲生多次传达信息和指示,其中一次的指示是,敌人的矛盾可以利用,但不要把一派得罪得太厉害,防止敌人狗急跳墙。外祖父把孙献武的原话完整地转达给了我父亲。日记中记载,父亲当时内心激动万分,没想到党组织把狱中情况了解得那么清楚、指示得那么及时贴切。这份指示,犹如一束光,照进了父亲的心扉,让他感到温暖而充满力量。

  当时扶风县豆会中学校长吕志振先生是一位进步的民主人士。在得知父亲被捕的消息后,吕先生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个人关系,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和三青团身份的县长进行艰难的说服工作。数十次县城往返,费劲周章的救援游说,迫使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无法继续推诿拖延,只好放人。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父亲终于获保释出狱。

  前来接父亲出狱的外祖父,陪伴父亲从县城回家。两个多月的牢狱折磨,使父亲的身体形容枯槁,全身浮肿,两条腿走路已非常困难。回家路上,父亲每走几步,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三十多华里的路,父亲在外祖父的搀扶帮助下整整走了一个晚上。祖母看到父亲回来时,忍不住的眼泪唰唰地流了下来。祖母动情地给父亲讲述村里的乡亲们是如何帮助家里——夏收大忙,乡亲们不顾自己家里的活白天黑夜地忙,纷纷主动前来帮助家里收种,有的用自家的牲口、车和人来帮着拉麦子,有的用人和牲口来碾场……听说父亲出狱需要具保,全村几百户人家没有一家犹豫的,齐刷刷地都签了名。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听到这些感人的事情,我身上好像增加了无穷的力量,因为有那么多的农民在背后不声不响地支持我,我好像是在替他们大家坐牢似的!”

  同年农历十月,父亲按照中共西府地工委的指示进了边区。那是一次跟随交通员穿越敌人封锁线、后来又在边区群众帮助下化险为夷渡过泾河进入边区的经历。时任西府地工委书记吕剑人、西府纵队司令员赵伯经都充分肯定了父亲在扶风的工作,给父亲以热情的鼓励。先期进入边区的扶风县工委书记孙献武已向地工委汇报了我父亲的有关情况。经过组织一段时间的调查核实,地工委组织部长任戈白正式同父亲谈话,对父亲被捕入狱事件做出了没有问题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3月中共陕西省委重新审查、省委常委会又对父亲这段历史作了没有问题的结论。然而在“文革”中,父亲这段为革命英勇奋斗的历史反而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惨遭迫害。这是后来的事了。

  1948年2月,父亲受组织委派,从边区回到扶风继续坚持地下工作和武装斗争。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在党员、民主人士和群众中背诵传达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加强游击队建设,开展反清剿斗争,为迎接解放做准备。有一次,父亲因腿部受伤被敌人围困在山沟里长达七天,最后在好心群众的救助下才得以脱险。令人备感惋惜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扶风地下县工委书记孙献武同志不幸被捕,壮烈牺牲。外祖父也因支持革命、宣传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他们没能见到新中国诞生的那轮朝阳,没能看到毕生奋斗的成果迎来曙光。他们与父亲一样,是为了坚定信念宁死不屈、抗争到底的革命志士,历史的风尘湮没不掉他们的无私奉献与生命光辉。

  父亲在生前多次给我们说起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他告诉过我们,在狱中的时候,曾经多次想到过国民党反动派会杀害他。他已经想好了上刑场的时候要喊的口号,要唱的革命歌曲,每当听到这些,我都禁不住地泪流满面。他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现在多幸福啊,要对得起这个时代。现在社会上有些人认为共产党不重要了,我看这是很短视的,要永远和人民群众在一起,要看到未来,要有力量。

  在离休后不久,父亲在日记中写下这句话——“记日记,主要是记实。记生活的实,记思想的实,记社会的实。记实,主要是为了后来。”

  我想,父亲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他的崇高理想,坚守着他的信念,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甚至生死的考验,不管身处怎样的逆境,他都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在离休后拖着病体,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详细记叙过去的岁月,就是要我们记住这段历史,不忘初心,永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名表、豪车及其它(金台随感)

谷 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一款世界名表,汇集着精湛的工艺,凝聚着厚重的历史,是智慧的结晶,也是精益求精的人生境界。所以有了奢华四溢的名表市场,也有了那些追捧世界名表的诸多人群。与名表相比,豪车虽然不乏精致与高贵,也都能体现拥有者的财富与身份,但随着中国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单凭那车屁股上张着大嘴的超量排气管,也难免遭世人诟病。

  随着《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编制和配备标准的规定》出台,豪车的命运并不乐观。至于名表,虽无导致环境污染之虞,却因套着世界名表的“表哥”官员一再落马,致使那些手脚不干净的公仆,想起名表便觉“杯弓蛇影”,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名表市场在中国突然变得凄清惨淡。

  有人说:“节约和勤勉是人类的两大‘名医’。”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贵俭”的思想。《周易》中把当时人们对于节俭的态度分为三种:“甘节、安节、苦节。”顾名思义,此三种态度可解释为:“甘于节俭、安于节俭、苦于节俭。”其思想由高及低,由深到浅,显示了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就位以后,对大臣说,我起自寒微,备尝艰苦,今日为帝,岂敢厚自奉养以病民乎?于是下令把前朝留下的各类奢侈品砸碎,并停止“四方贡献珍美食物”。他在位三年期间,“宫中用品力求朴素,乘舆服饰力戒华丽。”

  老舍先生有篇小说《恋》,里面有位庄亦雅先生,喜欢收藏名人字画,慢慢的就喜好得有点偏执有点变态,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侵入济南,邀他出任教育局长,他先不太情愿,可是当游说之人谈起如果不答应就没收他的全部字画,如果答应还可以送很多好玩的东西时,他犹豫了片刻,终于答应了。所以老舍先生说,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西汉开国丞相萧何,受封食邑万户,足能在京城地面广置田宅,但他偏偏去终南山买了几间没有院墙的茅屋。其理由是:“如果我的子孙贤良,可传我的俭朴家风;如果我的子孙不贤良,也不被势力者所侵夺。”庄亦雅的“恋物”与萧何的“弃物”,似乎从一开始就能“卜卦”出二者的不同命运。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节俭精神,是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智慧,也是失败者东山再起的力量。也许,在中国终有一天,名表豪车们会重新被国人所接受,所珍爱,所欣赏。但那绝不是浮躁和贪婪的产物,而是因“自信与自强”所流泻出的审美意趣和购买实力。那时候的中国人,理所当然的要被全世界所尊重!

赶年集

厉彦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唱儿歌,赶年集,迎新年,是我美好的童年记忆。

  我故乡在沂蒙山区东部,山多岭多,交通不便。农村大都五天一集,集市像块磁铁,把方圆十几里的人们聚拢在一起,自由买卖,享受属于乡村独有的喜悦。我们公社驻地逢五、逢十是集。一入腊月,地里没活了,年味就渐渐浓起来,丰收的喜悦挂在乡亲们脸上,见了面格外客气、嘘长问短。年底时,崎岖的山路上人群熙来攘往,馒头、油条、猪肉、粉条等大包小包的年货在涌动。小孩子跟在大人的后面,蹦蹦跳跳地赶集、串亲戚。

  春年快到了,不管贫富都要赶年集置办年货。人们会把一年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花到最后一个年集上。在穷乡僻壤,赶年集,是孩子们迎新年的头等大事,多数孩子兜无分文,就是看热闹。腊月三十最后一个年集,头天夜里又下了一场雪,我和伙伴们还是执意相约赶年集。临行前,母亲给我套了件又厚又沉的大棉袄,父亲从兜里掏出两张五角的新钱,顺手给了我一张,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这时在一旁微笑着的母亲,狠狠瞪了瞪父亲一眼,父亲心领神会,又把手里那五角钱塞给了我,然后拍拍我的头说:“去吧,看放鞭炮,隔远点哦。”

  跑出村口,只见赶集的人很多。雪后的山路被手推车、自行车和脚印踏成一条黑色弯曲的长丝带,清晰而漫长。甩年货、购年货的都着急,牲畜的叫声、车轮声、笑声、歌声此起彼伏,相映成趣。只记得公社供销社商店的外街用红漆刷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红字,工整厚重,格外显眼。集市,就在公社居地村西侧宽阔的河滩上。河里结了冰,地上是薄薄的雪,摊位沿道路两侧展开,依次摆满小树林,商品琳琅满目,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鞭炮市场最热闹。手工制作的鞭炮品种繁多,编排为磨盘状的鞭、圆柱形的雷子、二踢脚,还有窜天猴、连环炮、花旋风……男孩眼馋,就缠着大人买。卖鞭炮的为吸引顾客,干脆比赛似地噼噼啪啪地试放起来,突然试放的鞭炮意外地把鞭炮摊点燃了,很快殃及了临近的摊位。鞭炮被炸得四处乱窜,工具都被烧焦,声音震耳欲聋,摊主心疼得跺脚流泪,孩子们惊吓之后,默默庆幸自己赶巧观了景。我走遍了所有鞭炮摊,仔细分辨着品质和价格,盘算比较着买哪种。过够了眼瘾,花三角七分钱买了一盘年夜放的鞭,还买了三个大雷子。小伙伴们抢过来握在手里欣赏一番,眼里净是羡慕。买上全家人过年的响声,就甭提多高兴了。

  时近中午,年集达到了高潮。河滩上用竹席临时撑起的棚屋,一个挨一个,大勺小勺叮当响,各色小吃应有尽有,香味扑鼻。

  赶年集有规矩:女孩买花,男孩恋炮,婆婆买鞋,老头购帽。割肉、买菜、买鞭炮,再购对联和年画。男孩子只关心鞭炮和牛肉锅、烧饼摊。女孩子只关心红绒花、红头绳和花布。我母亲不舍得花钱,从来不赶集,过年自己什么新东西也不添。下午快散集的时候,我找到绒花摊。红绒花是一种纯手工制品,花蕊、花瓣、花叶活灵活现,粗大的麦草捆上插满密密麻麻的绒花,在风中颤动,疲倦地招引着客户。

  “大爷,我买六朵绒花,三根红头绳!”我底气十足地说。

  “不还价,两毛!”卖花的大爷顺手帮我插在一截高粱秸上,像是开满绒花的树枝。

  望着远处手拿风车纸花的女孩,心中盘算着如何把绒花分给妹妹和操劳忙碌的母亲。这新年礼物虽小,但很珍贵,饱含温暖的年味和对亲人美好的祝福。等望见老家屋顶的那缕炊烟,才想起没吃午饭、肚子咕咕地叫了。正在拽着针线纳过年棉鞋的母亲,从锅里给我端来预留着的热乎乎的饭,用力搓搓我被冻红的耳朵和手,还心疼地埋怨我回来晚了,饿坏了……

  年集是一幅凝聚着热闹繁荣与美好憧憬的乡俗年画,又是生活变化、社会进步的缩影。

  不知不觉年集已远离我们,百姓富足阔气了,年味却越来越淡。我心中依然涌动着对年集的美好记忆和对团聚的渴望。听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我仿佛回到少年时代,身穿新棉衣,手捧父母的呵护与微笑,跑进新年每一缕阳光里……

当石秀开始胡思乱想(半日闲谭)

吴画成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4日   12 版)

  闲暇时读网络小说,在常关注的架空或者穿越类型里,总能察觉出有二十世纪流行的历史小说的血脉在其中。

  说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不能不说到梁启超。他1902年在所主编的《新小说》第一号上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历史小说也在其中。在《新小说》第一号发行之前,新小说报社在《新民丛报》上登过一则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其中对《新小说》将刊登的十五条内容介绍中,第三条即“历史小说”:“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厘然矣。”

  梁启超在“历史小说”一条下列了一批将出的小说篇目,分别是《罗马史演义》《十九世纪演义》《自由钟》《洪水祸》《东欧女豪杰》《亚历山大外传》《华盛顿外传》《拿破仑外传》《俾斯麦外传》《西乡隆盛外传》等,涉及罗马帝国、美、法列强以及诸多外国名人的传记演义。我们能够从梁启超对历史小说的定义以及所开列的历史小说篇目中,看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甚至《隋唐英雄传》《说岳全传》一路下来的中国古典演义小说的影子。

  而要说在稍后的历史小说演化过程中,变化之大让我印象深刻的,则要数施蛰存的《石秀》了。施蛰存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被视为我国的现代派小说奠基者之一。他1931年发表在《小说月报》22卷第2号上的新小说《石秀》,取材于《水浒传》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后半回、第四十五回“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以及第四十六回“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拼命三火烧祝家店”前半回。

  《水浒传》本身就是取一点历史铺陈演义而来。在这部小说的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也有版本作为“楔子”)中写道,江西龙虎山上伏魔殿中立着一块石碑,“有四个真字大书,凿着‘遇洪而开’。却不是一来天罡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中国古典的演义体历史小说,常以“天数”统领全书,“天数”往往既是结构全书故事的线索,其实又高度概括了这些历史小说中所秉承的历史观。比如《三国演义》中有关“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在整个三国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也始终起着核心作用。

  “天数”使然,小说中的人物命运最终都要服从于强大的历史趋势。所以小说常常忽略对于内在的人物心理、非情节性的描写。比如《水浒传》中,对于石秀头一夜宿在杨雄家,只用了寥寥数字,“收拾一间空房,教叔叔安歇。话休絮烦”。

  新小说《石秀》恰恰是从《水浒传》“话休絮烦”之处下笔,在这四个字里做出了近三千九百字的文章,近乎淋漓尽致地写起石秀躺在床上的思绪:“却说石秀这一晚在杨雄家里歇宿了,兀自的翻来复去睡不着。”“躺在床上留心看着这个好像很神秘的晃动着的火焰,石秀心里便不禁给勾引起一大片不尽的思潮了。”“猛可地,石秀又想起了神行太保递给他的十两纹银。”“可是,正如他的脾气的急躁一样,他的思想真也变换得忒快。好似学习了某种新的学问似的,石秀忽然又悟到了一个主意。”“ 思绪暂时沉静了下去之后,渐渐地又集中到杨雄身上”……

  在早先的历史小说中,英雄们作为“天数”的载体一一出场。拼命三郎石秀是水浒一百零八将里的一员,是伏魔殿碑上所记载的天数注定的一场故事中的一部分。所以在《水浒传》中,时间是以“不觉光阴迅速,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的形态出现的。和“天数”无关的,就被略过去了。

  但相应的时间,在《石秀》中则变成了“屠宰作坊开张后约莫一个多月的一个瑟爽的午后,坐在小屋的檐下,出神地凝视着墙角边的有十数头肥猪蠢动着的猪圈,石秀又开始耽于他的自以为可以得到些快感的幻想了”。个人生活中的石秀出现了,他开始产生和“天数”无关的“胡思乱想”。在对这些“胡思乱想”不厌其烦的描写中,被人的欲望所困扰的石秀成为真正的主角。

  施蛰存的另两则历史小说名篇《鸠摩罗什》和《将军的头》,也有着类似的风格。传统的历史文献里闪耀着佛性光辉的鸠摩罗什成为了一个在求道与爱欲之间痛苦徘徊的、不断自我怀疑的僧人,“学语小儿知姓名”的猛将花卿成了为自己的民族身份所困扰、为了爱情断头不弃的悲情武士。

  其实,从梁启超列“历史小说”篇目,到施蛰存写成《石秀》等小说,也不过短短三十年。但人们尤其是作家们对于历史小说的认识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过,变化也并非就此止步。直到1985年,严家炎先生还在《新感觉派小说选》的前言中,针对施蛰存的《石秀》发论:“对于石秀这样一个古代的急公好义的起义英雄来说,究竟是《水浒》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还是新感觉派作家的写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呢?尽管《水浒》是一部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但我们宁可相信《水浒》所描写的石秀,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今天新流行的网络小说,也仍不时透着这种变化的痕迹。

漓江木排(水彩画)

阳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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