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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2017-01-21 06:15:42|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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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版:民主政治周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电商立法回应时代发展需要(短评)

乙 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最好时代。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多年的高速发展,其市场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不仅有力地推动着我国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更以信息流带动着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各资源的全面优化配置,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电子商务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市场秩序有待规范、交易环境尚需健全完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频仍、交易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亟待加强……

  电子商务时代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正迫切地呼唤一部具有权威性、综合性的电子商务立法,以激发电子商务发展新动能、规范电子商务市场秩序、保障电商主体合法权益。可以说,此次电子商务立法可谓正当其时,有力地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 

  作为对电子商务领域加强顶层设计和夯实制度基础的重要举措,我们期待着通过此次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解决电子商务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助力打造更开放、共享、诚信、安全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持续助力经济社会的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

争议话题,各方怎么说(法治头条·聚焦电商立法(下))

本报记者 张 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宁夏贺兰县农民通过网络平台外销大米。电商平台为农村和农民丰富了商品的流通渠道,提升了流通速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电子商务法对于正处于风口的互联网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面对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世界范围内的相应立法经验的不足普遍存在,在每一步的摸索与实践中,往往伴随着各种思想和观点的碰撞。此次电子商务法草案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其中各界目前在立法定位、工商登记、第三方平台等问题上有着较为集中的争议。

  立法定位如何确定

  “在未来法律构建中,是交易法还是管理法,是以规范、促进为目的,还是为交易确定规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就要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使这个法律更有生命力。”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

  电子商务法究竟偏重于商事法律的色彩,还是偏重经济法的行政管理色彩,这一法律定位问题在法学界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以草案具体法条为例提出,目前的草案行文太过强调国家在电子商务中的角色,商事法的色彩不够。“电子商务法规制的是市场,市场由各方面主体组成,国家既是监管者,也是参与者。”

  关于立法定位,除了法学理论上的争议之外,更多的讨论则聚焦在电子商务的现实运行。

  “不能让强者在市场竞争中凌压弱者,更不能以强者姿态来主导我们的法律制定。”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审议中认为,电子商务法如何保护市场竞争秩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强调现在电商市场竞争不充分,立法应多鼓励和保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而不是有利于保护垄断性的竞争。

  在分组审议中,徐显明委员同样强调各方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不能过度地对电子商务给予保护。他认为,信息真实、诚信经营、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不能缺失,“电子商务还是商务,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旦背离就会对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冲击。”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则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在立法定位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以传统零售为代表的电商发展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近年兴起的共享经济新业态,则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目前的法律草案还是集中在第一阶段的电商模式,对共享经济电商模式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法律应体现时代性。”

  自然人登记是存是废

  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都要依法工商登记之后,“自然人开店是否需要工商登记”的问题成为学界和媒体都热议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表示,立法的目的是基于实践和现实的需要。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个人网店大体分为四种经营状况:持续经营的、兼职经营的、偶然经营的、长期不经营的。其中偶然经营和兼职经营占主体约70%,持续经营的约3%至5%,“让所有自然人去工商登记,不仅浪费大量行政资源,也容易挫伤网商的积极性。”此外,刘凯湘还认为类似京东等较大电商平台都已有较为成熟的服务、认证规则,对于自然人网店的规治可以交给平台来管理,政府不宜过度介入。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薛军教授则认为,任何人的行为一旦具有经营的属性,就成为法律上的商事主体,从事商事登记是其基本义务。登记不仅是身份确认,还涉及将来的税收、统计、社保以及现行一些法律的适用。同时他特别提出,当前现实中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目前一些企业出于逃避监管、逃避税收等各种目的,躲在自然人网店背后以自然人网店名义从事活动,造成比较大的监管上的漏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也对自然人工商登记写入草案持肯定态度。他强调,电商法不仅是民商法,还应该是一部监管法,要搭建监管的体系、机制和手段。目前的草案在平台监管上不能弱化,反而应该强化。

  龙卫球认为,目前的草案过于强调自由,实际上更须对平台上发生的诈骗、不正当不公平竞争做好监管。

  平台责任划到哪里

  第三方平台对市场的主导作用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明显特点,电子商务平台上的问题是电子商务发展中问题的集中体现。因此,草案也着重对第三方平台作出明确的规定:一是要求其对经营者进行审查,提供稳定、安全服务;二是应当公开、透明地制定平台交易规则;三是遵循重要信息公示、交易记录保存等要求;四是退出的要求。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贾春梅认为,第三方平台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中介,还整合了广告发布、信用评价、金融服务等功能,因此不能单纯地从信息中介角度所要求的“避风港”原则确定责任,而是要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承担特定的责任和义务,“平台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都收取了一定费用,那么从权责的角度来讲,电商平台都应当成为交易出现问题时的第一责任人。”

  “国际上目前已经从传统的电商平台,开始向社交平台、搜索服务平台等泛电商化演进。”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综合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则表示,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应该考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新变化。李倩认为,当前草案对电商平台的界定还停留在PC时代,要求平台为交易提供的仍是全链条封闭式的管理和服务,“泛电商化中各种平台可能只为交易提供一两项碎片化的服务,这些角色应该怎样界定?”

  如何治理一些平台上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问题,也在平台责任中被广泛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薛虹教授以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例,提出电商平台涉及的主体比传统法律关系更加多元,这就需要制度创新来解决。她分析,在电商平台发生法律关系的除了交易双方和平台经营者,其实还有作为沉默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人。“互联网治理的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利益有关各方都有权利参与。”薛虹表示,预防和化解平台上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得保护规则,应该由包括知识产权人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参与、提出意见。

法治不能卡在“最后一公里”(金台锐评)

张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依法治国的根基在基层,能不能让法治获得每个人的真诚信仰,关键看基层生态的这“最后一公里”能不能打通

  

  “反正一句话说到底,就是权大于法。”说这话的人是一名基层的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今天还有人公然敢说这样的话,已经足以让人大跌眼镜;而更耐人寻味的是,许多看过这则新闻的人,却留言说这名干部其实是无意中漏出了一句“大实话”。 

  这样的评论并非只是戏谑调侃。这些年,国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力度可谓前所未有,从司法体制改革到法治政府建设,法治领域每天都在发生令人欣喜的新进步。但老百姓对法治的观感,却往往主要来自于生活中的基层生态。因此基层法治生态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法治的评价。顶层设计最终要落实到基层,最让人忧心的就是一旦法治被卡在这“最后一公里”,那将会让老百姓的法治获得感大打折扣。 

  这则新闻背后的舆情,让我们看到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比较恶劣的基层法治生态:人治思想、长官意识的观念还没根除,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的现象还有土壤。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些基层干部不知道“法比权大”吗?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一些基层干部匪夷所思的言行背后,并非源于脑子里“不知道”,而是因为内心里“不在乎”。 

  实际中,一些人能让自己如此心安理得的借口和托辞还不少。有的认为都是为了地方建设发展,依法办事的条条框框太多,束手束脚难以开展工作,但实际上却在为违背法治原则留下的后遗症付出越来越多的成本。有的认为法治嘴上说说可以,一旦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就“不灵光”,可事实上那些突破法律与政策底线的行为,在效果上也往往是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更有人干脆以“中国自古就是人情社会”“一直都是这么干的”之类似是而非的“歪理”麻醉自己,不主动坚持法治原则,反而放任自流、污染风气,结果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基层做事追求务实,这原本是好事,但如果在法治的问题上算不好大账、长远账,就犯了舍本逐末的毛病。以近期被社会舆论经常谈论的营商环境为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社会发达地区,法治建设也更加规范。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那些营商环境常常被诟病的地方,经济活力难免会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法治在基层也绝不是所谓“虚招”。 

  依法治国的根基在基层,能不能让法治获得每个人的真诚信仰,关键看基层生态的这“最后一公里”能不能打通。刚刚结束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强调了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性,而加强源头性、基础性工作的责任最终都要落在基层身上。是用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还是用非法治的方式积累、激化矛盾,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选择。一手抓当前,一手抓长远,基层法治生态的改善更是一个需要韧性坚持、久久为功的大工程,在这方面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民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规范才是城管改革的方向

  安徽马鞍山 尹贵龙

  城市需要管理,群众也离不开城市管理。但多年来,城管执法一直遭人诟病,无论是“城管打人”还是“城管被打”,审视当下的城市管理执法乱象不难看出,执法过程、手段、方式的粗糙、生硬、简单,仍然普遍存在于城管队伍中。 

  城管改革既要顶层设计,更要狠抓落实,做到“城管努力”与“群众理解”的同频共振。当前,城管改革最大难点在于,既要让相关行政部门在认识上从不重视管理到重视管理转变,又要在实际工作中改变现阶段城管执法体制存在的明显不合理之处。统一服装,只是便于群众监督管理,内强素质才能真正树形象。因此,通过改革,补齐执法人员规范意识、法治意识、文明意识上的“短板”才是重中之重。

  

  构建政务诚信监督体系

  湖北十堰 徐圣娥

  政务诚信是公务人员在政务活动中恪守诚信原则,遵约重信、守规合矩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新官不理旧账”等政务失信行为已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构建全方位政务诚信监督体系正当其时。 

  政务诚信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将公职人员诚信记录纳入选人用人的标准,作为干部考核、任用、奖惩的重要内容之一,强化对政务失信的追责问责,实行联合惩戒机制。还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级政府信用状况进行监测、评价和预警,全面记录政府及各级工作人员的政务失信行为。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对失信情况严重的部门提出预警,并督促其认真整改。

专项立法助力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对话)

——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本报记者 倪 弋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来自司法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现有社区服刑人员超过70万人,全国60%多的县(市、区)建立了社区矫正中心。2016年12月31日,社区矫正法结束公开征求意见,离正式出台又近了一步。为什么要制定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立法?这部法律有哪些新亮点?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

  记者:制定社区矫正法有何必要性和紧迫性?

  张建伟:社区矫正作为重要的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不仅有利于对监外服刑人员的矫正,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社会防范,防止监外服刑人员因缺乏监管而继续危害社会。

  我国从2009年起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机构逐渐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也在有序展开,但如果法律规定不能及时跟进,社区矫正工作缺乏一部专门的系统规范,那么遇到需要通过法律加以解决的问题就无所凭依。社区矫正法不仅是我国刑罚制度进一步健全的标志,也彰显了对依法治国的贯彻和法治化程度的提高。

  记者: 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

  张建伟: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监督管理与教育帮扶相结合、专门机关与社会力量相结合等社区矫正工作原则。同时将社区矫正职权职责明确赋予司法行政机关,并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依法协调配合的法定义务。

  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借助多方力量参与,为此征求意见稿将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借助的社会力量都加以规定,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和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同时将社区矫正的经费保障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力图破解社区矫正工作的后顾之忧。

  在社区矫正程序方面,征求意见稿规定得较为细致且具有可操作性,涵盖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哪些机关有社区矫正工作的决定权,以及社区矫正的执行地点,委托调查评估制度,交付和接收执行程序、社区矫正人员的考核奖惩制度、减刑及相关监督程序以及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矫正期满的公开宣告制度以及社区矫正人员逃亡、死亡的解决程序等。这给予了社区矫正工作明确的法律程序指引,使社区矫正机构能借助政府、社区、社会爱心人士以及社区矫正人员的亲人的帮助,在社区矫正人员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生活的情况下,帮助其改过自新,实现教育改造的再社会化过程。

  这些规定,既体现了监管的严肃性,也彰显了人文关怀;既展现了国家刑罚权运作中的严肃性,也展现了通过教育、改造来挽救失足者的基本精神,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整合社会力量的协作精神。

  记者: 社区矫正法对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将产生什么积极意义?

  张建伟:社区矫正法不仅是社区矫正机构的立身之本,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基本规范,对于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重要作用。社区矫正因该法的制定而进一步法制化,社区矫正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的衔接,以及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完成社区矫正的任务也有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因此社区矫正法的出台,必定会有力地推动社区矫正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健康发展。

争议话题,各方怎么说(法治头条·聚焦电商立法(下))

本报记者 张 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18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宁夏贺兰县农民通过网络平台外销大米。电商平台为农村和农民丰富了商品的流通渠道,提升了流通速度。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电子商务法对于正处于风口的互联网经济将产生重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面对互联网对社会生活带来的颠覆性改变,世界范围内的相应立法经验的不足普遍存在,在每一步的摸索与实践中,往往伴随着各种思想和观点的碰撞。此次电子商务法草案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其中各界目前在立法定位、工商登记、第三方平台等问题上有着较为集中的争议。

  立法定位如何确定

  “在未来法律构建中,是交易法还是管理法,是以规范、促进为目的,还是为交易确定规则?如果是后者的话,就要考虑到电子商务的特殊性,使这个法律更有生命力。”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表示。

  电子商务法究竟偏重于商事法律的色彩,还是偏重经济法的行政管理色彩,这一法律定位问题在法学界的讨论中被多次提及。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赵旭东以草案具体法条为例提出,目前的草案行文太过强调国家在电子商务中的角色,商事法的色彩不够。“电子商务法规制的是市场,市场由各方面主体组成,国家既是监管者,也是参与者。”

  关于立法定位,除了法学理论上的争议之外,更多的讨论则聚焦在电子商务的现实运行。

  “不能让强者在市场竞争中凌压弱者,更不能以强者姿态来主导我们的法律制定。”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审议中认为,电子商务法如何保护市场竞争秩序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他强调现在电商市场竞争不充分,立法应多鼓励和保护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而不是有利于保护垄断性的竞争。

  在分组审议中,徐显明委员同样强调各方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不能过度地对电子商务给予保护。他认为,信息真实、诚信经营、线上线下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不能缺失,“电子商务还是商务,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一旦背离就会对我们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冲击。”

  互联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则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认为在立法定位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在他看来,以传统零售为代表的电商发展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近年兴起的共享经济新业态,则是互联网发展的第二个阶段,“目前的法律草案还是集中在第一阶段的电商模式,对共享经济电商模式没有给予足够的考虑,法律应体现时代性。”

  自然人登记是存是废

  电子商务法草案首次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都要依法工商登记之后,“自然人开店是否需要工商登记”的问题成为学界和媒体都热议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表示,立法的目的是基于实践和现实的需要。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个人网店大体分为四种经营状况:持续经营的、兼职经营的、偶然经营的、长期不经营的。其中偶然经营和兼职经营占主体约70%,持续经营的约3%至5%,“让所有自然人去工商登记,不仅浪费大量行政资源,也容易挫伤网商的积极性。”此外,刘凯湘还认为类似京东等较大电商平台都已有较为成熟的服务、认证规则,对于自然人网店的规治可以交给平台来管理,政府不宜过度介入。

  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薛军教授则认为,任何人的行为一旦具有经营的属性,就成为法律上的商事主体,从事商事登记是其基本义务。登记不仅是身份确认,还涉及将来的税收、统计、社保以及现行一些法律的适用。同时他特别提出,当前现实中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目前一些企业出于逃避监管、逃避税收等各种目的,躲在自然人网店背后以自然人网店名义从事活动,造成比较大的监管上的漏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也对自然人工商登记写入草案持肯定态度。他强调,电商法不仅是民商法,还应该是一部监管法,要搭建监管的体系、机制和手段。目前的草案在平台监管上不能弱化,反而应该强化。

  龙卫球认为,目前的草案过于强调自由,实际上更须对平台上发生的诈骗、不正当不公平竞争做好监管。

  平台责任划到哪里

  第三方平台对市场的主导作用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明显特点,电子商务平台上的问题是电子商务发展中问题的集中体现。因此,草案也着重对第三方平台作出明确的规定:一是要求其对经营者进行审查,提供稳定、安全服务;二是应当公开、透明地制定平台交易规则;三是遵循重要信息公示、交易记录保存等要求;四是退出的要求。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审议中,全国人大代表贾春梅认为,第三方平台不仅是单纯的信息中介,还整合了广告发布、信用评价、金融服务等功能,因此不能单纯地从信息中介角度所要求的“避风港”原则确定责任,而是要在某些具体情况下承担特定的责任和义务,“平台在提供服务的同时都收取了一定费用,那么从权责的角度来讲,电商平台都应当成为交易出现问题时的第一责任人。”

  “国际上目前已经从传统的电商平台,开始向社交平台、搜索服务平台等泛电商化演进。”阿里巴巴集团公共事务部综合政策研究室总监李倩则表示,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应该考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新变化。李倩认为,当前草案对电商平台的界定还停留在PC时代,要求平台为交易提供的仍是全链条封闭式的管理和服务,“泛电商化中各种平台可能只为交易提供一两项碎片化的服务,这些角色应该怎样界定?”

  如何治理一些平台上假冒伪劣商品屡禁不止的问题,也在平台责任中被广泛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薛虹教授以电子商务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为例,提出电商平台涉及的主体比传统法律关系更加多元,这就需要制度创新来解决。她分析,在电商平台发生法律关系的除了交易双方和平台经营者,其实还有作为沉默第三人的知识产权人。“互联网治理的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利益有关各方都有权利参与。”薛虹表示,预防和化解平台上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得保护规则,应该由包括知识产权人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参与、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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