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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2日 12 版)  

2017-01-22 21:27:56|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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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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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鸡起舞杏花天(丁酉话鸡)

——漫话有关鸡造型的中国文物

杨 泓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2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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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联由苏士澍书、潘衍习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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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天门石河镇邓家湾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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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唐墓出土的“泥型施彩酉鸡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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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济源四涧沟汉墓出土的釉陶“桃都”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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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出土的陶鬹(鸡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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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的“青釉龙柄鸡首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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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鸡王镇宅图”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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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雷尼·拉利克设计的《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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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乔治·德·拉图尔油画《圣彼得的眼泪》。

  雄鸡报晓,四海升平。丁酉年将至,生肖鸡的形象越来越多地活跃在人们的视线中。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内涵再次被重温——

  它是“五德之禽”: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鸡鸣,也成为召唤光明、催人奋进的励志之声。

  它是民俗中的神物:鸡王镇宅、祠鬼神皆以雄鸡……古老的自然崇拜中,鸡具有无上的神力和辟邪致吉的功能,从而通过祭祀、禳祝、衅礼作用于民众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它是礼乐制度的一羽:“巽为鸡,亦为号令”。树金鸡于长竿,成为颁布赦诏时的仪仗、帝王发号施令的象征。“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从此,鸡在文人墨客的笔下,不再单单是身披华彩、瞋目含火的斗士,作为光明的使者,亦带来了无数人生的柳暗花明……

  为迎接丁酉年的到来,本刊特约请学者分别围绕中西艺术中与鸡相关的艺术创造撰文,以期于生肖文化之外为读者打开另一扇窗口——在中外迥然不同的艺术图景中,激醒对中外文化异同的敏感度与鉴别力,于人类文化创造的共通性和差异性中,更加清楚地洞悉中国文化的特质。

  ——编者

  

  2017丁酉年,正值鸡年。谈到鸡,人们总会想起“闻鸡起舞”这个古代比喻志士奋发之情的典故。

  古人所以清晨闻鸡鸣而早起,是因为古代农业社会一般人缺乏可用的计时器,便习以雄鸡报晓的啼鸣,作为一天开始的标志。先秦时期,连开启城门,也是以鸡鸣为依据。雄鸡除了每天黎明即高声啼鸣,还有一个习性就是当一鸡先鸣,立即群起效仿,诸家众鸡齐鸣。这又引出“鸡鸣狗盗”的故事。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载:先秦时,齐孟尝君由秦逃回,夜半至函谷关,“关法鸡鸣而出客”,幸而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一人会学鸡鸣,那位门客大声学鸡鸣,时虽夜半,但群鸡仍随之。守关人听到群鸡齐鸣,依规开门出客,孟尝君得以在追兵到达前逃离秦国。

  也是因为一鸡先鸣、众鸡随鸣,古人衍生出关于“天鸡”的神话——认为天将破晓时第一个啼叫的是神奇的天鸡,它生活在桃都山上。据《太平御览》引《玄中记》曰,“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鸣”。在汉代文物中,便可以看到桃都树的形貌。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中,曾出土有一株釉陶树,主干修直,侧旁横生九枝,枝端有上翘的花叶,并分别塑有飞鸟、猴子和蝉等。主干顶端塑一立鸡,高冠,长颈敛翅,挺胸傲立,似引颈欲鸣。郭沫若先生曾据《玄中记》,将该树定为“桃都”,而傲立树端的雄鸡,正是世间众鸡随其朝鸣的“天鸡”。

  “鸡鸣将旦,为人起居”。古人不但认为鸡鸣为一天之首,还认为“鸡日”是一年之首,将大年正月初一定为“鸡日”。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谓之端月。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贴画鸡,或斲镂五采及土鸡于户上。”鸡的形象,在这里是被用于吉祥祈福及辟除不祥的。

  除神奇的“天鸡”以外,在古代封建社会有些人还盼望“金鸡”的出现,那是牢狱里的囚犯和他们的家属。因为唐宋时皇帝大赦时要树立“鸡竿”。“金鸡赦礼”约始于后凉时期,是古代帝王大赦天下的一种形式。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述,大赦之日所树金鸡,“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故李白有“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诗句。

  在中国古代,还取鸡的形貌制成祭祀时用的盛酒“礼器”,称“鸡彝”(亦可写为“鸡夷”)。但是在考古发掘获得的商周青铜礼器中,虽多鸟兽形尊,却未见作雄鸡形貌的。不过考古学者邹衡认为,史前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陶鬶,就是最早的“鸡彝”。史前陶鬶质地多红陶或黑陶,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出土数量较多。鬶体下部是鼎立的三只丰满的袋足,上承带直颈的鬶口,颈后有鋬,口前伸出尖形的长流。整体看来,其造型正似一只伸喙引颈仰天长鸣的雄鸡,或即夏商时“鸡彝”的前身。

  此后,经过众多世纪,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才又出现了以雄鸡造型制作的器物,就是六朝时期流行于世的“鸡首壶”或称“天鸡壶”。六朝时期,江南青瓷制作日趋繁盛,釉色莹碧,受人喜爱。其中盛酒浆的瓷壶,开始采用雄鸡造型。如出土于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墓的“青瓷鸡首壶”,壶流塑成高冠的鸡首,鸡嘴处开圆孔即为流口。与之对应,北方的北朝墓葬中,也随葬鸡首壶,但装饰繁缛,壶鋬上饰有螭首,且有的鸡首仅是装饰,有的连口都没有。其中最华美的一件,当属出自太原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的“青釉龙柄鸡首壶”。陶瓷质的鸡首壶,一直沿用到隋朝统一全国以后,在陕西西安发掘的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埋葬的九岁小女孩李静训墓中出土过一件“白瓷鸡首壶”,釉色洁白,双系螭柄,鸡首高冠圆目,张口欲鸣,全壶仅高26.5厘米,造型小巧清秀,是这类文物中的佳品。而这个小女孩墓中能够随葬大量精美的遗物,是因为她的身份特殊——她是隋文帝杨坚的女儿(北周宣帝的皇后)的外孙女。

  在中国古代,人们如此喜好关于鸡的传说和以鸡造型的艺术品,原因应是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后,鸡成为农家畜养的最重要的家禽。中国古代养鸡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例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等处,都有鸡的遗骸出土,表明家鸡在黄河流域驯化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6000年左右。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国内外最早的养鸡的纪录。稍后,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中,大都有家鸡遗骸出土,表明家鸡的饲养日趋普遍。在江南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中,虽然少见鸡骨,但是出现有最早的表现家鸡体态的雕塑作品。湖北天门石河镇邓家塆遗址出土的小型动物陶塑中,以鸡的造型多见,形体虽小,但轮廓鲜明,突出了家鸡高冠短喙的特征,颇具神采。到了青铜时代,商周时期已将鸡列为“六畜”之一,反映出这种家禽与人们日常生活日趋紧密的联系。

  古人还利用雄鸡好斗的习性,开展“斗鸡”游戏。带有博彩性质的“斗鸡”,在中国古代颇为盛行,从先秦直到唐宋,从帝王到庶民,都极受喜爱。曹魏时期,斗鸡盛行。据《邺都故事》记载,魏明帝太和年间曾专门筑有“斗鸡台”。许多文人如刘桢、应瑒等都写有斗鸡诗。曹植所写《斗鸡》诗,还被收入《曹植集》,并列为全书第一卷首篇,诗中生动描述了斗鸡的雄姿:“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因此在古代的图像文物中,也可以寻到斗鸡的身影。在四川省德阳黄浒镇蒋家坪出土的一件汉代画像砖上,画面下方左侧有一高冠长尾的雄鸡,挺胸翘尾,趾爪锐利,描绘的应是专供博戏的“斗鸡”。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有一位黄衫绿裙的高髻侍女,怀抱一只高冠修尾的雄鸡,它也是一只“斗鸡”,可算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

  更多的以鸡为题材的古代文物,是在墓葬中出土的模拟家鸡的陶制或木雕模型,从汉至唐,这种在墓内随葬俑群中放置家鸡模型的习俗经久不衰。汉墓中的家鸡模型造型写实,肖形而生动,以陶质为主,也常见木雕作品,还可以看到家鸡模型与鸡埘和鸡桀(栖鸡的木架)结合放置的例子。到六朝时期,江南青瓷生产繁荣,墓内随葬的家鸡模型随之改以青瓷制作,更常常制成鸡埘的模型。隋唐墓中,仍保持随葬家鸡模型的习俗,质料以陶瓷为主,有时采取群鸡造型。同时在隋唐墓中还有另一种以鸡造型的艺术品,就是十二时俑中的酉鸡,塑成雄鸡首人身的造型,身着袍服,或坐或立。昂首伸颈的雄鸡,与同列的猴、兔等生肖相比,显得傲然脱俗,与众不同。

  除了在墓葬的随葬俑群中放置家鸡模型外,在墓室的壁画中也常可以看到鸡的形影。特别是汉魏时期的墓室壁画,常有描绘庄园的画面,在庄园畜养的家畜家禽中,自然少不了家鸡。特别是在甘肃嘉峪关魏晋墓的画砖中,有许多描绘家鸡的生动画面:有的是描绘丰收扬场的画面,常可见到围绕谷堆啄食散落谷粒的鸡群;也有专门描绘鸡群的画面,在一只趾高气扬的雄鸡引领下,成群的雌鸡随之行进,组成一个欢乐的大家庭。这些被畜养的家鸡,最终的命运是成为庄园主人盘中的佳肴,所以画砖中也有表现女侍杀鸡煺毛的场景,颇具生活情趣。

  “一唱雄鸡天下白”。鸡给人们带来的是晨光般的希望。又由于“鸡”“吉”谐音,故中国民俗视鸡为“吉”。在此,谨祝鸡年大吉。而为了中国梦,我们更须“闻鸡起舞”,奋发前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点睛的配角

——西方绘画中的鸡

张 敢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22日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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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素描《太阳、月亮和鸡头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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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巴勃罗·毕加索蜡笔画《公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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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马可·夏加尔油画《公鸡》。

  鸡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五德”,颇受尊崇,而且成了十二生肖之一。在西方文化里,鸡却没有如此令人羡慕的地位,因此在美术史中专门以鸡为主题的作品并不多见。通常,在西方绘画中鸡要么是画中人的陪衬,以说明其身份;要么是厨桌上等待烹饪的材料。显然,鸡在艺术中的不同“待遇”也呈现出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

  作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在古罗马时期的庞贝壁画中,就有表现一只羽毛华丽的大公鸡啄食石榴的画面,画中鸡的动态非常生动。在中世纪的手抄本中偶尔也可以见到鸡的形象,不过,它们往往是画面的装饰,一般没有特定的内容和含义。

  文艺复兴时期的德国画家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非常喜欢表现动物,有很多描绘动物的水彩和素描保留下来。在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幅钢笔素描中,丢勒描绘了一头鸡头蛇怪。这是西方传说中与炼金术有关的怪物,长着鸡头鸡身和蛇一样的尾巴,据说它仅用目光就能置人于死地。文艺复兴时期,虽然现代科学的雏形开始形成,但是很多迷信的说法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丢勒将这个虚构的生物与太阳和月亮表现在同一个画面里,很可能与当时流行的占星术有密切关系。

  《萨提尔与农民》是17世纪弗兰德斯画家雅各布·约丹斯喜爱表现的题材。这个主题出自伊索寓言。萨提尔受邀到农民家做客,当他看到农民吹着汤勺以冷却食物的时候,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刚刚在田地里,他看到农民吹自己的手是为了取暖。这让萨提尔彻底糊涂了。他站起身准备离开,因为他认为人类是不可信的。而画面左上方的大公鸡则歪着头,呼应着农民们略带嘲讽的表情,骄傲地看着这个愚蠢的林神,作品的气氛轻松而幽默。

  在17世纪的荷兰,随着艺术市场的兴起,艺术中出现了明显的专门化倾向。很多艺术家为了便于销售作品而专攻某一类题材,静物画在这个时期变得特别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静物画家,加布里埃尔·梅蒂绥就是其中之一。《死公鸡》是他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静物画之一,他以高超的技艺表现了一只死去的白公鸡,对公鸡羽毛的质感和身后的空间都做了细致的描绘。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很少将死去的动物作为表现的主体,毕竟那会令人伤怀似乎也不吉利。但是在17世纪的荷兰,有很多艺术家喜欢表现死去的猎物,既可以通过表现猎物的质感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又有着食物丰饶富足的寓意,颇受当时雇主们的喜爱。在当时还有很多表现厨娘用铁签穿着煺了毛的鸡准备烧烤的作品,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加以表现的。

  法国画家乔治·德·拉图尔喜欢表现强烈的明暗对比,特别是烛光下的人物。他的作品《圣彼得的眼泪》表现了正在祈祷的圣彼得,在他的右前方卧着一只大公鸡。作品的主题出自《圣经·新约》:耶稣在被罗马人抓捕前曾对他的门徒彼得说,彼得将在鸡叫前三次拒绝承认耶稣是自己的老师。耶稣的话果然应验了,忏悔中的圣彼得流下了懊悔的眼泪。画面中的光线来自左下方的灯笼,它照亮了圣彼得的双腿和面部以及那只公鸡。在这里,公鸡出现的目的在于说明圣彼得在鸡叫前三次不认主的事实。这种表现方法在“锡耶纳画派”的代表画家杜乔·迪·博宁塞纳的一幅祭坛画中也可看到先例。但是,西班牙画家埃尔·格列柯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就没有用鸡来暗示圣彼得的身份,而是突出了他挂在腰间的钥匙。

  到了19世纪,教会和贵族在艺术赞助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中产阶级趣味的影响不断上升。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现实主义的兴起,很多艺术家把关注的对象转向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生活,如法国巴比松画派。让·弗朗索瓦·米勒的很多作品表现的正是生活在巴比松的农民,《喂鸡的农妇》表现了典型的法国农村生活的景象,妻子在庭院中喂鸡,背景中的丈夫正在田地里耕作。前景的几只母鸡在闷头啄食,它们背后的公鸡倒是颇显绅士风度,也很好地印证了中国人对鸡的“仁”德的描述。美国画家温斯洛·霍默也善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情趣。他画的《新下的鸡蛋》表现了一位少女正在鸡窝中捡鸡蛋,在她身后也站着一只健壮的大公鸡。

  在这些作品中,鸡都是不太起眼的配角。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于欧美的新艺术运动中,法国首饰艺术家雷尼·拉利克以非常写实的手法设计了一把簪子——用黄金、珐琅和紫水晶制成的一只公鸡的头,精美绝伦,充分体现了该时期艺术家们对动物主题的喜爱。立体主义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更用整幅画面表现了一只正在啼叫的大公鸡。绘画延续了他在立体主义之后的画风,造型夸张大胆,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确实与毕加索的性格有颇多神似之处。约与毕加索同时的俄罗斯裔法国画家马可·夏加尔也画了很多以公鸡为主题的作品,大多表现公鸡和骑在公鸡身上的少女形象。在这里,公鸡显然是男性的象征,甚至可能是对情欲的表现。但是,在夏加尔笔下公鸡与少女亲昵的情感交流充满了一种温馨和甜蜜的感觉。

  总体而言,西方艺术家对鸡的表现不像中国艺术家那样热衷。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文化中的很多元素将得到世界各国的喜爱,相信在艺术中也会有所呈现。

  (作者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版式设计:蔡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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