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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2017-01-08 06:11:08|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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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国际副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译事难,译诗更难(五洲茶亭)

赵振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今年,是智利诗人贡萨洛·罗哈斯的百年诞辰。这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重要诗人:获得过智利国家文学奖、阿根廷何塞·埃尔南德斯诗歌奖、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奖、西班牙索非亚王后奖和塞万提斯文学奖等诸多奖项。他的重要性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为正义而斗争,自信参与了对伟大祖国的建构,至少是我的人民和我的时代的见证人”。

  2016年初,我拿到智利使馆赠送的《贡萨洛·罗哈斯诗歌全集》开始翻译,发现这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我对翻译超现实主义诗歌有点发怵,担心自己老迈的头脑跟不上诗人的“奇思妙想”。在2016岁末,该交稿了。就字面而言,译完了;但果真译完了吗?却不敢说;因为每看一次,都有要修改的诗句。作为译者,我的总体感受是:译事难,译诗更难!

  难点一,贡萨洛·罗哈斯的诗歌创作,受法国超现实主义影响颇深,有“自动写作”痕迹,意象奇特,有的诗句似呓语,译者理解很难到位。

  如《厌倦的本性》中有一句诗:“此时血管下面有一点太阳”。初看有些不太明白,“血管下面怎么会有一点太阳”呢?于是,我想到“血管”这个词也有“矿脉”的意思,而诗人家乡确有煤矿,有一条矿脉就从他家院子通过,是不是指煤矿的巷道里有一点阳光呢?“望文生义”,但理解为矿脉,上下文无法贯通。和一位古巴诗人讨论,他说:太阳可以理解为“生命力”。“此时血管里有一点活力”,这样一来,上下文就通了。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解的方式。“诗无达诂”,这也是“一家之言”,自圆其说而已;别人另有诠释,也未可知。

  难点二,前面说的是理解问题,而诗歌翻译的难点主要在于“以诗译诗”。对于诗歌翻译,我同意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观点。他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孪生行为”,“译者的活动与诗人的活动是相似的,但有一个根本的区别:诗人开始写作时,不知道自己的诗会是什么样子;而译者在翻译时,则已经知道他的诗应该是眼前那首诗的再现”。

  诗歌翻译是二度创作。诗人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自己的思想感情,而译者则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述诗人的思想感情。在理解(尽管可能是误解)的基础上,译者要走的第二步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将“原诗”写出来,这就是“二度创作”。诗不同于小说:小说是讲故事,有人物、情节、发展脉络,而诗歌是靠意象抒发情感,通过隐喻表达诗人的意志和追求(我指的是抒情诗)。帕斯说:“诗歌在页面上播种眼睛,在眼睛上播种语言。眼睛会说话,语言会观察,目光会思考。”

  因此,翻译诗歌,就不能像翻译小说那样逐字逐句地翻译,而要考虑翻译出来的文字也应该是“诗”。外语诗歌一旦译成了汉语,就应该是汉语诗。但汉语和西班牙语是完全不同的载体:一个是单音节表意的方块字,一个是多音节、有重音的拼音文字;一个有四声且韵脚非常丰富,一个是韵脚相对单调但节奏非常鲜明。如果逐字逐行,“依葫芦画瓢”,肯定会“水土不服”。在某种程度上,译诗比写诗更难,写诗是想写而且能写;译诗,极而言之,是无论你想不想译、能不能译都得译。这就是“戴着镣铐跳舞”吧!

  难点三,有的诗作虽然重要,但并不适合翻译。例如有一首诗,题为《用L书写》,这样的标题在西班牙文里是很正常的,可汉语并非拼音文字,如何“用L书写”呢?再说,作者之所以用这个标题,是影射当年智利军事独裁政府在流亡者护照上加盖的“L”,表示不允许回国。这样的意思只好在注释中做出说明。

  目前,国内尚无人对贡萨洛·罗哈斯的诗歌进行研究,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幸好在每首诗后,有一点诗作背景材料和诗人对于该诗的简短评论。此外,诗中旁征博引之处甚多,不时嵌有英文、法文、拉丁文词语,这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诗集译完之后,我既感到如释重负,又感到意犹未尽,深感这位智利诗人的诗歌有境界,有情趣,有味道,无愧于拉丁美洲伟大的诗歌传统,无愧于他的时代和他的人民,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更全面地介绍。此外,翻译外国诗歌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为本国诗人提供借鉴和参考,丰富和繁荣我们自己的诗歌创作。

唱出心中的歌

曲 颂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在偏僻得没有学校和书本的地方也有戏剧,戏剧是人民的历史,而中国传统戏剧则像宇宙一样丰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维特兰娜·谢洛娃微笑着说,“昆曲《牡丹亭》曾不止一次在俄罗斯上演,观众反应都非常好。这部戏曲中的爱情打破语言隔阂,直击观众心灵。”然而,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创作的《牡丹亭》过去却一直没有俄语全译本,直到1976年,汉学家缅希科夫才翻译了其中的两个片段,为俄语读者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来管窥这部戏曲名著之美。

  对于迟迟未能出现的俄语全译本,谢洛娃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宇宙,随意抓出一个微小的点就可以深入钻研下去。俄罗斯汉学研究虽然成就显著,但终究不能涵盖中国文化的所有方面。“因为我们爱中国文化,在进行研究时要量力而行。面对一部优秀作品,我们会考问自己:‘我究竟有没有能力把它翻译好?’如果不能,宁愿不翻译也不愿去破坏它。”表达内容容易,传达诗意不易。因为深爱《牡丹亭》文字的秾丽纤巧,谢洛娃也没有“轻举妄动”,而她的老朋友李英男教授对俄罗斯文化与中国文化都有深刻的理解,是翻译《牡丹亭》的最佳人选。

  2016年,人们纪念东西两位戏剧大师诞生400周年。谢洛娃对笔者说,生卒年月接近绝不是将这两位剧作家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牡丹亭》的精彩不仅限于“游园惊梦”,而汤显祖也不止有一部《牡丹亭》。

  在汤显祖生活的时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比以往朝代更加发达。这样的经济背景一方面保证了戏曲这种精神文化生活方式的繁荣;另一方面让更多人从谋生的劳碌中脱离出来,自主思考人生,带来“心学”的繁荣。汤显祖深受“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影响,认为人的感受和感情应当处在与“道”“理”同等重要的地位。传说当时有一位名叫俞二娘的女子看了《牡丹亭》之后,感慨自己与杜丽娘命运相似,悲伤而死,可见汤显祖对“情”的捍卫有着动人心魄的力量。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讲述了青年男女冲破禁锢、为爱而死的故事,汤显祖则比莎士比亚更迈进一步,“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谢洛娃说,除了“不在梅边在柳边”的爱情故事,《牡丹亭》里还有讽刺当时社会腐败等丰富内容。《紫钗记》中士子李益与歌妓霍小玉终成眷属的故事,体现了汤显祖对人格的尊重和对社会平等的追求。《邯郸记》中卢生历尽悲欢离合却发现只是黄粱一梦,这种“空”是道家思想的体现。《南柯记》则带有“乌托邦”主义的色彩,在尘世中仕途不利的淳于棼在树下一梦中找到了一片理想的乐土。“树”在许多民族的文化中都是世界的中心,中国也有黄帝沿着建木往来天庭与人间的故事,蚁穴这个黑暗的意象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德”和宇宙。“梦”在哲学中是一种“异在”,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体验和追求。可以说,汤显祖通过“临川四梦”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也构建了一个完整、丰富的精神世界。

  谢洛娃生长在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父亲曾经是一名歌剧演员,后来在热爱东方文化的母亲支持下进入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习,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戏剧作为研究方向。当年的汉学大家多已作古,谢洛娃可谓当今俄罗斯汉学界研究中国戏曲的“独艳”。已经83岁高龄的她仍然笔耕不辍,正在写作一部关于中国戏剧美学观念的专著。“现在的年轻人常常意识不到,古典戏剧的美和智慧已经从自己生活中被剥夺。”在艰难的时刻,她也曾经自问,为什么要劳心劳力,续写这些读者寥寥的书。“但这是我心中的歌,不唱出来我会窒息。”2016年,李英男翻译的《牡丹亭》俄语全译本终于出版发行,谢洛娃希望更多年轻人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看一看这出昆曲,发现中国古典戏剧这座园林依旧“春色如许”。

文学的不羁之境

金 雯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哈罗德·布鲁姆是美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鲁姆开始致力于诠释和推广经典文学,将学界的研究规范如尘土般拂落,进入谈论文学的不羁之境,其涉猎甚广,包括英美文学、世界文学乃至族裔文学等诸多领域。

  布鲁姆编辑文学经典无数,又通过不断著述,一遍遍地加强和重构自己关于文学史的核心思想:文学批评应该切近文学创作规律,回归文学本义,最大限度地以文学性为评判标准。当然,他并不反对文学指涉时事政治或探赜历史经纬,但反对将文学阐述为历史的图解或政治表达。

  在写《影响的剖析》一书时,布鲁姆已年逾耄耋,曾觉得这极有可能是自己最后一本综合性文学批评,故称之为“收山之作”(但之后他又写了新书)。在本书中,布鲁姆厘清和扩充自己思考了一生的问题,即影响与诗歌和文学创作的关系,这是他对自己诗学精髓最完整的一次说明,一次最深意义上的心灵自传。

  布鲁姆认为,影响问题是诗歌创作的核心,他所推崇的崇高诗人会与最高明的前辈发生正面而隐蔽的竞技,他们的创造力与其他历史细节关系不大。因此,他在《影响的剖析》中反对新历史主义批评方法,即将经典和同时代被忽略的文化元素放在一起阐释的研究方法。他说:“诗性思维总是一种回忆。这种回忆基本上是对过去诗歌的回忆。社会理论和对文艺的历史性认知同样都在记忆的岩石上翻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历史不足以解释莎士比亚,反倒是莎士比亚照亮了历史”。

  在《影响的剖析》中,布鲁姆将莎士比亚和惠特曼作为英美文学史的两个支点,梳理了以他们为核心的两条文学脉络。他认为,这两位文学天才具有相同的两个特征。首先,他们都用文字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异于寻常生活又能揭示隐藏于寻常生活的真相,为读者创造了崇高体验。其次,他们作品的崇高不与入世相悖,对现世的人与物显示出强烈的认同,不以物小而轻视之,不以人微而减损之,从而实现了将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和柏拉图主义相杂糅的壮举。莎士比亚战胜了同代剧作家马洛的影响,又影响了自己,然后依次影响了约翰逊、弥尔顿、乔伊斯等。而惠特曼与包括雪莱、勃朗宁和莱奥帕蒂在内的欧洲诗人异曲同工,并影响了他后来几乎所有的美国诗人,包括史蒂文斯和克兰等。布鲁姆杰出的文学洞察力体现在这本书的每个角落,借由他对于一众经典诗人、作家的独到阐释汩汩流淌。

  不过,倘若如布鲁姆在此书中所言,批评实践是“对诗性思维进行诗性的思考”,那么文学批评和文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文学批评和文学一样,需要讲故事,从文学史和作家生平中提炼戏剧,用来叙述的文字也需要精当生动。

  但两者又是根本不同的,批评者必须对文学做出判断或论断,需要言之凿凿,强势鲜明。莎士比亚作为一个诗人和剧作家或许可以保持超脱中立,但作为批评者的中立则始终是有限的。奥登曾对想成为诗人的有志青年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写诗是因为有话要说,那还是不要写了,诗人就是喜欢偷听一个词搁在另一个词旁边能发生什么动静的那些人。奥登提到的“有话要说”,就是有鲜明强烈的观点和看法想要表达,这种使命感是一种负担,对文学创作是不利的。

  从布鲁姆的批评风格来看,亲切善感和犀利强悍这两个特点都很鲜明,交织铺排于博学敏思的底色之上。他所有文学思辨的起点是对伟大作者的深刻眷恋。布鲁姆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生于纽约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10岁开始就流连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对弥尔顿笔下的夏娃暗自倾心,又为克兰的诗歌痴狂不已。与诗人和诗歌心意相通是布鲁姆文学批评的根基,他的信仰和热忱与精湛的分析技艺相交融。

  在早年的论著《先知派诗人》中,他就把诗人布莱克和雪莱从新批评家的漠视中拯救出来。上世纪60年代末的某天,布鲁姆突然灵感奔涌,花三天时间就写出了《影响的焦虑》的核心内容,折射出他自身长期受文学影响的反思。后来他将这些文字称为敬奉古希腊酒神的赞歌(dithyramb)。

  《影响的焦虑》第一版于1973年面世。虽激情四溢,观点也不难懂,但具体的论述过程十分艰深,不论原著和翻译都令人生畏。布鲁姆将文学作品彼此影响的六种不同形式与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中的重要概念相联系,思路深奥而奇崛,表达也略晦涩。而这种强大的思辨性在《影响的剖析》中同样显眼,使布鲁姆有别于如埃德蒙·威尔逊和屈林这样的著名批评家。

  作为《影响的剖析》一书的译者,我部分赞同布鲁姆对诗歌内核的看法,但也不得不说他对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学院批评的历史和政治转向的认识过于简单,缺乏了解的耐心。事实上,布鲁姆的观点不无偏颇之处,也因为对性别、种族等问题的不屑,限制了其作为批评家的人文关怀和洞察力。但在当代学术界中,他的声音依旧值得聆听,他的“文学之爱”让人动容。

  在展望未来时,令布鲁姆特别欣慰的是身边来自非西方文化的年轻学生,尤其是亚裔美国学生及留学生对在当代文化中衰落的西方经典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与此同时,他对文学的理解也借由英语之外的语言得到了广泛传播。布鲁姆对亚裔美国学生的真挚之情流露出他理想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在莎士比亚的包容超脱之外,他同样欣赏的是惠特曼在世间万物发现美的天才,及其宽广坦荡、浑然天成的笔触。布鲁姆相信平等的理想不会泯灭,就像最伟大的诗歌不会消亡。

怀念陨落黑海的歌魂

陈 方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红旗歌舞团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红旗歌舞团演出剧照。
  资料图片

《 人民日报 》( 2017年01月08日   0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俄罗斯民众前往红旗歌舞团大楼悼念飞机遇难乘客。
  人民视觉

  2016年12月25日,一架图—154飞机在黑海坠毁,机上人员无一生还!乘坐该机的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64名团员亦全部遇难。

  俄罗斯整个国家尚未从俄驻土耳其大使在安卡拉遇刺的噩耗中恢复过来,红旗歌舞团歌魂们陨落黑海的消息又接踵而至。对于热爱艺术的俄罗斯民族而言,这无疑是痛彻心扉的损失。

  消息传来,我惊愕不已。刹那间,十几年前,我作为随团翻译与访华演出的该团团员们亲密相处的场景,纷纷浮现脑海。我赶紧查看俄罗斯新闻网站上贴出的遇难者照片,拼命搜索旧时的记忆。

  看到第一张照片,我热泪盈眶,维克多·布罗茨基——合唱团的首席钢琴伴奏,他活泼、外向,博学多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那些歌唱家、音乐家的脸庞在眼前一一闪过,我十分感伤。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被喻为“会唱歌的武器”和“俄罗斯的艺术国宝”,是俄罗斯最杰出的艺术团体之一。1928年10月12日,8名歌唱演员、2名舞蹈演员、1名手风琴演奏者和1名朗诵者联袂演出,这个当初只有12个人的表演团体在苏联红军中心大楼进行首演,并将这一天变成了歌舞团的诞生日。

  近一个世纪之后,红旗歌舞团发展成一个有着近200名团员的俄罗斯最大的军队歌舞团,也是在海外最受欢迎的俄罗斯艺术团体之一。1949年,歌舞团正式以其奠基人、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教授亚历山德罗夫的名字命名,这位著名音乐家、苏联人民演员执掌歌舞团18年,打造出了一支艺术水平极高的团队,在苏联获得无数荣誉。他们在上世纪40年代两次获得红旗勋章,因此该团的全称是“两度荣获红旗勋章的亚历山德罗夫模范歌舞团”,在中国简译为“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

  在苏联时期以及当今的俄罗斯,每逢重大节日,如胜利日红场阅兵、十月革命节周年纪念等活动中,红旗歌舞团向来是不可或缺的一员,这次遇难的乐团总指挥哈里莫夫就曾多次指挥红场阅兵的千人军乐队。1941年6月22日,歌舞团为奔赴苏德战场前线的苏军壮行,演唱由团长亚历山德罗夫亲自谱曲的歌曲《神圣的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和广大苏联人民的士气和必胜信念。从此,《神圣的战争》这首雄浑激越、气壮山河的歌曲就成了红旗歌舞团的保留曲目,在世界各国访问时也是他们必演的经典。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不止一次来中国演出,2002年他们到中国巡演时,我受邀担任该团随行翻译,与他们朝夕相处十余天。当时,歌舞团共有约100名团员来华,演员中既有年龄偏长的合唱团员、乐队成员,也有年轻活泼、20岁出头的舞蹈演员,演出阵容十分强大。当时行程比较紧张,他们要在十天时间内先后在广州、深圳、厦门和北京四地演出。演出之余,这些不着军装的演员们平日里非常遵守纪律,富有军人风范。乘大巴从厦门转战广州、深圳,乘火车从深圳奔赴北京,全团从未出现过迟到、掉队等让翻译头疼的事情,整个巡演过程十分顺利。歌舞团从他们近两千个保留作品中为几场巡演挑选出合适的曲目并非难事。白天忙于处理演出杂事的我,晚上开演后便在观众席中稍事休息,静心地欣赏他们演唱的《卡林卡》《夜莺》《黑眼睛》等经典节目,还有专门为中国观众排演的《茉莉花》,每一次演唱这首歌都会收获最多的掌声。

  在密集的演出和转场之余,主办方尽量为歌舞团安排一些参观游览活动。厦门的鼓浪屿、广州的中山纪念碑、北京的前门等地,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很多团员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很愿意在中国给亲人们挑选礼物。不过,在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组织者安排的火锅晚宴却让这些在世界各地见过不少世面的团员们闹出了笑话,在我们费力解释什么是中国火锅以及怎么吃之后,他们还是不明就里地把桌上所有的肉片一股脑儿全丢进锅里,煮出了一锅“大杂烩”。

  为红旗歌舞团当翻译的经历已经过去10多年了,与团员们相处的记忆也与日渐远,但他们葬身黑海的消息却使我对他们的怀念愈加强烈。

  此次红旗歌舞团失事,与25年前苏联解体时苏联国旗自克里姆林宫降下,发生在同一天。这样的巧合,让人唏嘘……

  据说,先期抵达叙利亚的该团10余名团员坚持要在新年之夜按原计划进行演出;俄罗斯军方也已作出决定,宣布招贤纳才,重组红旗歌舞团。我们相信,这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歌舞团必将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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