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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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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2017-02-09 18:14:08|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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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版:副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汉语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

白乐桑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我接触和传播中国语言文化有近半个世纪。上世纪70年代,在距离中国遥远的法国和欧洲,人们很难看到汉语能给一个人带来就业的机会。我在法国做了寂寞的汉语知音。

  对一个外国人而言,汉语和汉字也许是永远学不好的语言文字,而这正是我融入这一文化的根本动机。我一直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既是交流工具,也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一门语言;既是一个发现的长远过程,也是挑战自我的机遇。学习中文的动机是极为丰富的。

  现在汉语已经取得了国际性语言的地位,目前有超过10万法国人在学习汉语,中国文化正从汉学家的书桌,走向欧洲普通人的生活,从中小学课本走到商业旅游文化等实用领域。法国人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方块字的魅力吸引了更多法国人的兴趣,他们也会因此而更加了解滋养汉字的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

  语言文字和思维、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公共的,也是双向的。正因如此,我们不应把汉语教学看成是一种包袱,而要把汉字看成是最具有独特性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是用语言分析周围信息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独特的分析周围信息的方法。我喜欢用一个词就是“文法”。“文法”最早的意思是文章的法规和语法,我冒昧地给“文法”提供一个新意,即它不是语言的法规、法则,而是文化法则,也就是说,一个特定文化的内在逻辑,中国文化当然不例外。

  法国汉学家泰斗万德尔茨曾对我说:中文和哲学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形而上的好奇,一种高于所有学识之上的好奇。对于哲学,我们不断提及,因为它是关于知识的知识,而对于中文,西方人认为汉语能使人更高深些,使人对所有文化保持一定距离,包括对自己的文化。所以,中国很早就被视为“他性”,他者语言,他者文化,他者思想,他者思维,等等。为什么中国象征着一个他者世界?因为差异,差异意味着互补。世界互相了解的基础就是互补,我希望中国坚守差异,因为差异是身份认同的基础,希望中国继续保留自己的特性,而这个起点就是对自己的文化抱有自信的态度。

  法国向来对古国抱有深深的敬意。自古以来,法语中对中国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仁义”。这词在法语中无疑是褒义的,这表明法国人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认同感。同中国一样,法国过去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都看好本国的历史和文化,两国都有悠久的烹饪美食文化,对书面文字都极其重视,例如拉丁文和文言文。文字使这两个国家互相认同,汉语是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基础。

  新年伊始,我愿意为更多法国人架设一座通向中华文明的桥梁。

  (作者为法国国民教育部汉学总督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这是作者在第三届会林文化奖的获奖感言,本报记者 任姗姗、陆怡彤整理)

万语千言总是真

钟冶平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当代浙江作家影像志》终于拍摄完成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作家敞开宽广的胸怀,拥抱着火热的时代,热切关注着祖国和浙江发生的历史巨变,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华民族伟大事业的亲历者、建设者和见证者。广大浙江作家继承前辈的优秀文学传统,讴歌时代,讴歌人民,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文学作品,为世人所瞩目。

  由浙江省作家协会出品、浙江双马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拍摄的《当代浙江作家影像志》是一项富有长远意义的“抢救性”文学资料的留存工作,通过影像拍摄和数字化手段,力图反映和记录浙江作家的创作经历,拍摄对象为浙江60岁以上的老作家群体。目前《浙江作家群体影像库》整理出影像资料共计30个小时。浙江作家协会将以此为基础,构建浙江作家影像资料数据库,打造一个既能保存浙江作家群体影像资料、展示文学丰硕成果,又能进行文学研究、交流的学术平台,为今后的浙江文学馆留下一批宝贵的影像资料。

  这种“抢救性”的采访拍摄,在全国各地的作家协会尚属第一家。2014年9月,我应约到浙江省作家协会,领受了抢救性地采访拍摄浙江省60岁以上的30位作家的任务,为筹备中的浙江文学馆存留一批珍贵的影像资料。拿到30位作家的名单,我深感责任重大。为此我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尽快熟悉采访对象,设计采访话题和拍摄路线图。久而久之,好像有一种要去拜访老朋友的神往。

  我们走进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明耀教授的家。任教授是30位作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今年94岁,地地道道的杭州人,我国著名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同时酷爱京剧的梅派艺术。他讲述了自己和钱钟书先生在暨南大学的师生交情,有一年去北京拜访钱先生,回来后写了一篇在钱先生看来有吹捧之嫌的文章,惹得钱先生为之动气,甚至要和他断绝师生情谊。任教授感慨地说,一位大学问家竟然这样谦逊,真是令我汗颜一辈子。

  采访叶文玲老师的话题,是从谢晋导演开始的。我在2013年拍摄纪录片《谢晋》时,走进谢导的书房,第一眼就看到写字台上放着叶文玲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浪漫的黄昏》。谢导生前一直想把它搬上银幕,但壮志未酬。我们从谢晋导演讲起,叶文玲仿佛打开了话匣子,讲到她的第一部小说《心香》,讲到文学前辈的提携之恩,从家乡玉环的苦难往事,谈到第二故乡河南的养育,从文学创作的执着,谈到自己的爱情婚姻。回忆起当年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一家工厂里当工人,白天繁重的工作,晚上孩子们睡下后,伏在缝纫机台面上写作时的情景,她泪盈于睫。前些日子,叶文玲邀我参加她的新书《美美与共》首发式,她对我说这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我真诚地希望叶文玲永远不要放下手中的笔,因为她曾经说过,文学就是她的全部生命。

  对浙江大学教授汪飞白的采访不顺利。汪教授夫人半年前去世,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愿意见外人。电话上讲了半天,才勉强答应见一面。看到我们头上的汗水和携带的那么多拍摄器材,汪教授动了恻隐之心。汪飞白的父亲是湖畔诗人汪静之,年轻时父亲很想教他写诗,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写诗高”,希望他能够走一条文学之路。但在国家动荡之际,当时在浙江大学外文系读书的汪飞白,接触到进步思想,毅然投身革命,到解放区的华北大学俄语班学习俄语。学业还没有开始,就被抽调到第四野战军南下武汉,后又去了广州。当了十几年翻译,在部队工作了三十余年,后来转业在杭州大学任教。退休后除了在云南大学继续任教外,他花了十年时间,在数以万计小纸片的基础上,为父亲编著了《汪静之文集》。早就知道汪飞白用拉丁语朗诵外国诗非常精彩,但那时他身体状况欠佳,留下无比的遗憾。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版图上,二十世纪的浙江文学史写满了辉煌,被称为中国文化革命主将的鲁迅和茅盾、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艾青、夏衍等一批浙江籍文学大家,使浙江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重镇。每一个中国文学的读者,都不会忘记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不会忘记林家铺子,不会忘记包身工,不会忘记大堰河……浙江当代作家群体也写出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辉煌,希望《当代浙江作家影像志》可以让读者见识他们的文学轨迹。

“诗词大会”激活的文化记忆(文化世象)

闻 白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春节假期,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成为许多家庭一起围观的节目。舞台上比拼的是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热爱和精通程度,屏幕下唤醒的却是无数观众共同的文化记忆。

  在懵懂学语、尚未识得几个汉字的童年,父母就已经教我们背诵了许多的诗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几乎成为所有小孩子的本能记忆,更不用说从接受正规的教育开始,诗词曲赋一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应该说,这档节目的难度系数并不高,基本上是我们在课本上学过的诗词,我们的父母和孩子甚至觉得稍微复习一下也能对答如流。网友们觉得下次聚会时也可以进行类似“飞花令”的游戏。由学者嘉宾介绍诗词的内涵、诗人的创作背景等也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原来,美好的诗词一直就栖息在我们的世界里。

  类似的诗词大会其实一直是许多卫视颇有人气的传统节目。当然还有《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等异曲同工的设计,播出时都曾引起不小的轰动。由此想起很久之前,也是一个春节,在北京音乐厅举行过的“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也曾连演数日座无虚席。工整优美的律绝,荡气回肠的词曲,千百年来传唱不衰,不但丰富完善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而且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价值和审美世界,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读着一首首古诗就如同在与历史上最有表达力、最富情怀的中国人对话,你不可能不在气质上、人格上受到感染。

  通过观看这档节目,很多观众想必也感悟到,多背些诗词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要在生活中保有一份诗心。小而言之,我们的春节对联,除了相似的“金鸡报晓福满人间,丹凤来仪春回大地”,可不可以想出一些更有历史积淀的文字?当几乎每个门洞的横批都是“五福临门”时,我们有没有耐心去传统诗词中找到一些更为丰满的表达?同理,当我们在春节拜年时,除了鸡年大吉大利这样直白的抒情体,还能不能翻翻书,找出更美更祥和的祝福诗词?我们在微信一路晒风景时,除了“太美了”“太壮观了”这样的感叹词,能不能也用不同诗人的古诗集结成新的一首诗……“笔落惊风雨”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达观乐天的苏东坡,狂放不羁的辛弃疾,他们在诗词中传达出的人生态度,有没有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不忘初心见贤思齐?大而言之,我们的电影、我们的舞台艺术、我们的建筑、我们的城市设计理念,可不可以试着从诗词曲赋中寻找更多的灵感? 

  其实除了寄情山水、感悟人生,在更多的诗词中,我们可以找到一脉相承的东方智慧。中国人信奉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修齐治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兼济天下等都可以在不同的诗行中找到对应。从“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人生的大起大落与社会的动荡变迁都在平仄的韵律中归于平静;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帝王将相何尝不叹服于历史的宿命?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到“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哪一点大智慧不是从实践而来……

  当然浩如烟海的诗词中还有亘古不变的仁者爱人、民贵君轻等治国大略。或者想得更深更远一些,我们从中国诗词的发展脉络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文化的相互激荡、相融相生,佛教的传入给中国诗词注入了活力,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则有着中国特有的无穷禅意,“葡萄美酒夜光杯”反映出西域文化的影响,……

  春节前夕,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其内容之丰富,规划之翔实,令人心动。毕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愈往前行,愈需要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汲取力量。只有饮水思源,从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借鉴智慧,才能走得更有底气。

  “诗词大会”的风行,证明着包括中华古诗词在内的经典,不仅生活在古籍中,而且一直涵养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充实着中华民族的心灵空间,为大众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提供着参照。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新正视这份可贵的财富,找到走向未来的自信与动力。

半个世纪的回忆(足音)

陈 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版面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09日   24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人物素描:蔡华伟

  冯其庸先生谢世了,享年93岁。回首半个世纪的往事,难免神伤。我是冯先生的晚辈,因为当年同住张自忠路三号(原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缘故,于是,“近水楼台”,从少年时代开始,冯先生于我就有了一份照顾之恩。

  我家就是种田的

  铁狮子胡同一号,简称铁一号,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处教职工宿舍,也是我生长的地方。当年,身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冯先生常常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戏曲、话剧、电影、古典文学,涉及广泛,名声在外,陆定一赏识冯先生,郭沫若与他也有交往。冯先生曾送我一部《春草集》,其中汇集的都是冯先生过去的艺术评论,以戏评为主。我不知翻了多少次,想学学冯先生的手笔。

  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普遍被认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冯先生当着我的面与我父亲发牢骚:我家就是种田的,从小下田,白天干农活,晚上在油灯下读书。耕读是中国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多数都来自农村,谁说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耕读这个词,我是从冯先生那里第一次听说。

  在铁一号大院里经常会遇见冯先生,他总是亲切地叫我去他家玩。我父亲有一个阶段曾经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采编组。采编组都是些精通多国语言的老先生,窝在图书馆里,双臂戴个套袖,整天钻进书堆编目,而我父亲是唯一的壮劳力,蹬着自行车,负责四下采购各种图书。借助这种便利,我也常常拿着北师大图书馆的介绍信,跑到位于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内部服务部看书、买书。线装书《于湖居士文集》《韩昌黎集》《苏东坡集》《经籍纂诂》《经传释词》等等,都是我在那时积攒的,最便宜的也就5毛钱。我买到古籍后,肯定会去冯先生那里请教。他左右开弓,旁征博引,向我传授阅读的入门知识和相关背景。

  吃过他煮的阳春面

  我去农村插队后,有大约3年没有看到冯先生,而他也被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参加校订《红楼梦》,任校订组副组长,忙里忙外。这个校订组的组长和另一位副组长,与我后来供职20多年的人民日报文艺部也有关系。组长袁水拍曾经当过文艺部主任,而副组长李希凡在我进文艺部时正任副主任。

  改革开放后,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冯先生当时在中文系任教,我常常去听他的大课,大多都是关于《红楼梦》的,可是这部文学名作我只读过两遍,而毛主席说过,读了三遍才有发言权,看来,我与红学真是无缘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出版社,冯先生听说后,为我写了一张便签,将我引荐给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先生。当时三联书店归人民出版社管,算是一块副牌子,由范先生负责。范先生看过便笺后,就让我坐下聊天,他说冯先生可是大学者,而自己才是个小学毕业生,冯先生引荐来的人,一定不会错。他说我实习一段后如果有意,不妨落脚在三联书店。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时,冯先生筹办了一家文艺评论刊物,让我去参加了几次聚会,在座的多是冯门弟子,个个学有专长,只有我是个白丁,但他还是有意要我将来进入这家刊物当编辑,他还请胡耀邦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可我最终也没在三联书店落脚,更没有去那家刊物,而是在1985年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

  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与冯先生的往来更多了。蓝翎、李希凡这两位当年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在文艺部,蓝翎后来还任文艺部主任,他们和文艺部的姜德明等文化名流,都是冯先生的好友。我时常将一些戏剧界的新秀介绍给冯先生,浙江昆剧团的武生林为林正当红,来京演出后,我就和他一同去铁一号看望冯先生,聊了很长时间,冯先生亲自下厨炒菜,还为我们煮了阳春面。

  在铁一号红一楼丁组五层冯先生的书房,看他写字、作画、吟诗,可谓一大享受。这间12平方米的房间,两面墙的书柜一直到顶,中间是一扇南向窗户,窗前摆着冯先生的书桌,也是堆积如山,但冯先生总能从中腾出空间,手起笔落,一气呵成。他画的葡萄,他的书法,承蒙他的偏爱,都曾赠我,他送我的一本本著述扉页上,也留有他的墨宝和印鉴。 

  “宽堂”里的红学家

  那时的人民日报别看只有8块版,但一言九鼎,副刊则是众所瞩目,一篇豆腐块儿,都可能影响全国。副刊编辑刘梦岚找到我说,你可以写写你认识的老一辈文化名流啊。我不敢推辞,先写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黄药眠先生,又写了冯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人民日报第8版上刊出。这篇文章不长,题目是:“宽堂”里的红学家。文字如下——

  “宽堂”,冯其庸先生用这样一个雅号来命名他的书斋兼卧室,我总感觉有点近于自我嘲讽。这间所谓的“宽堂”,其实窄而又小。八个摆满经史子集的大书柜,一张重叠交错地置放着文房四宝和文稿的书桌,加上个行军床,使屋内除了一条可容人侧身而过的小通道外,别无余地。中国红学会的会长、《红楼梦》研究所的所长、大学教授,竟挤在如此狭小的地方著书、披览、休息、会客。然而冯先生就在这间“宽堂”里,完成了《春草集》《逝川集》《梦边集》《论庚辰本》《曹雪芹家世新考》《蒋鹿潭年谱考略》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冯先生深深爱着他的“宽堂”,但他并不死守书斋,一年里,他总要花一些时间出门走走。他并非去寄情山水,而是希图通过实地考察来做学问。前些日子,为了研究项羽,他特意访问了安徽和县,不顾烈日炎炎,考察了乌江。在车里共颠簸了九个多小时,一路上只用一个小烧饼充饥。他研究项羽,主要是为了研究《史记》,因为很久以前他就计划要对《史记》中的所有人物逐一加以研究。因此,他总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去搜访有关的资料。

  当然,冯先生目前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红学”的探讨上。几天前有一篇文章刚刚杀青,题目是《重议评点派》。文中对李卓吾、金圣叹以来的评点派,主要是《红楼梦》的评点派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评点派在历史上的功绩不可低估,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对评点派一棍子打死,这是不公允的。实际上,今人研究的关于《红楼梦》的很多问题,如版本、家世、结构、层次、人物论、后四十回内容等,评点派已有论述涉及,而且有不少见解颇具深度,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

  走遍天西再向东 

  冯先生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后,还住在铁一号,有时在大门口遇见他,每次都会和我边走边聊一阵子,告诉我他最近又在研究什么。记得有两次他异常兴奋。一次是他与人合作的《朱屺瞻年谱》出版,随后就送了我一部,还期望我去上海出差时务必拜望朱先生,言语间可见他对朱先生的敬重。一次是他即将踏上玄奘取经之路,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他那时已经年过花甲,而我还不到而立之年,但我听说那一路的艰辛后,没敢上路,只能躲在北京暗自佩服冯先生的体魄和精神。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冯先生那20年间曾十来次赴新疆考察,有几次回来后还专门邀我欣赏他一路的摄影作品。他的摄影作品不但记载考古所得,也大量记录当今的社会变迁。

  当冯先生的家搬到位于红庙的文化部专家楼后,房子终于变宽敞了,而且就在人民日报隔壁,我有时还被文艺部派到冯先生府上取稿、送报。第一次去,转了半天也没找到,还是冯师母跑到路口接了我。当范敬宜调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冯先生在人民日报又多了一位老同学,他们都曾受业于无锡国专。范敬宜去世时,冯先生写下“哭范敬宜学长兄”,同窗深情跃然纸上。

  仅仅说冯先生是红学家并不确切,其实他的研究与爱好极其广泛,这从他的著述中即可看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先生的力作《蒋鹿潭年谱考略 水云楼诗词辑校》问世,为此我在文艺报专门撰有一篇短文评介。冯先生对诗词把握之准、对考据用功之勤,在这部大作中可见一斑。

  早在冯先生读初中时,他就对《水云楼词》爱不释手,成了他读词的入门书,以致先学词、后习诗。1948年在上海读书时,冯先生天天泡在合众图书馆里,并得到顾起潜(廷龙)先生的关照,他还在福州路的诸多旧书店转悠,搜集到《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并动手撰写《蒋鹿潭年谱初稿》。在冯先生看来,“蒋鹿潭的词,在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咸丰时期,实在是一位大家。”《蒋鹿潭年谱》定稿清抄本曾经丢失,幸运的是,《水云楼词》的各种版本、《蒋鹿潭年谱》的最初稿本却逃过一劫,这让冯先生的研究成果能在劫后出版,得偿夙愿。

  转眼间,与冯其庸先生相识已近半个世纪,他对我的启蒙之恩、提携之力,我永远不忘。如今,冯先生已归道山,更引起我的无限思念之情。

  冯其庸(1924年2月—2017年1月),江苏无锡人,著名的文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学院首任院长,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三十五卷本《瓜饭楼丛稿》和十五卷本的《瓜饭楼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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