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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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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2017-03-15 12:03:59|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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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理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发展与国情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大家手笔)

徐湘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法治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发展民主政治要适应本国国情,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积极发展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稳妥推进,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及基本政治理念相适应,体现了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使命担当。

  发展与国情相适应的民主政治,需要在维护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如果不能回应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就不能有效运行。

  如今,西方主流的民主理论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体,其对民主质量的评价标准是围绕自由竞争选举的相关理念设定的。而在实践中,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差异。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理论,很多非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就会被贬为“非自由民主”。这实际上否定了非西方国家追求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的尝试和努力。

  如果撇开西方学者基于自由竞争选举对民主政治的狭隘定义,我们就可以发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选举民主,又有协商民主。选举民主是指通过一定范围的选民投票,从符合条件的候选人中选出有一定任期的领导人或政府官员。协商民主则是指社会组织或利益群体在政府职能部门决策过程中共同参与、公民对政府日常运作表达意见,其功能是解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在决策过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在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既有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民主权利,又有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可见,这两种民主形式在我国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当今中国应循序渐进地推动社会有序政治参与。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也十分重要。拓宽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如政策法规制定中的听证会制度、主要领导和职能部门官员接待上访制度、基层人大代表定期接待选民制度、政务公开和民主恳谈等,但这些制度安排还有很大完善空间。应在法治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责任,结合责任政府、服务政府建设,不断增强政府对群众参与诉求的回应。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也应逐步完善和细化协商民主机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要“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应将政治协商纳入政府决策程序,在政策制定中加强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等。注重吸收不同利益团体参与协商,增强利益团体与政府决策部门的经常性互动,使政治协商在协调社会利益和落实民意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坚持问题导向 促进公开公平 强化领导核心

不断提高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水平(治理之道)

彭卫东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选人用人关系企业管理质量,关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成败,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新形势下提高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目前,国有企业在提高选人用人水平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制度程序不合理,规范杂、流程长,忽视制度约束,挫伤人才积极性;人岗匹配不到位,导致人才浪费,损害企业发展;流动渠道不畅通,“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比较突出。应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一是遵循“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原则,加强制度程序的体系化建设,并确保制度有效易行。以实际应用为牵引,增强制度流程的可操作性。二是提高方法的科学性、有效性。注重提高组织选拔的质量,综合考虑专项谈话、查阅资料与平时组织掌握的情况,有效利用巡视、审计、纪检监察等日常管理所掌握的情况。可在竞争性选拔中应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技术,提高识人选人的精准度、有效性。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以及退出制度等,应充分体现企业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取向。三是选准、用好人才。坚持多管齐下、实干为上,做到精准识人。坚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做到科学用人。四是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积极落实《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下”的标准、通道、流程和机制。在这方面,国有企业领导应敢于担当,增强化解问题的能力。

  促进公开公平,确保风清气正。近年来,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公开公平度不断增强,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是:有的选人用人导向不正确,忽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搞圈子文化、任人唯亲;有的执行制度不彻底,执行程序走过场、搞变通,不按组织纪律办事;有的管理监督不到位,监督不够、约束不严,重选拔轻管理。这些问题损害了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程序公平的选人用人原则,必须着力加以解决。一应树立正确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基本标准,关键要做好对“德”的考量。坚持五湖四海选用干部,确保选人用人风清气正。二应坚持注重实绩,注重干部岗位历练的多样性,重用那些经历过艰苦地区、困难企业磨炼,从一线成长起来的优秀干部。三应健全制度流程。规范细化动议规则,进一步丰富考察方式方法,提高识人精准度;选人用人应严格执行相关程序,确保程序公平;合理采用民主推荐方式,准确了解群众口碑。按照“党组织推荐—董事会选择—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的程序和原则,探索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的有效方法,探索董事会自主管理的有效模式,为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发展创造更为宽松有利的环境。四应提高民主质量。科学合理设定推荐条件、标准和参加民主推荐的范围。组织推荐时要将条件讲清楚,让群众能自由表达意愿。在讨论决定环节应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五应提高选人用人过程的透明度,坚持和完善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制度,进一步落实干部职工对选人用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认真对待和解决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公平公正选人用人,能进一步盘活国有企业人力资源,营造人人上进的良好氛围,促进企业经营效率进一步提升。

  强化领导核心,坚持党管干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这样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来说,党的领导须臾不可或缺。通过深化国企改革提高国有企业选人用人水平,应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组织对国有企业选人用人的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国有企业应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探索党管干部原则与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相结合的办法,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组织保证和人才保证。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体系

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治理之道)

金成波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建立和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们党的党内法规体系由党章、准则、条例以及规则、规定、办法、细则构成。经过从2012年开始的两个阶段的集中清理,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党内法规中存在的不协调、不衔接、不一致问题,有力维护了党内法规制度的协调统一。根据《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的要求,要实现党内法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目标,需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党内法规体系进行完善。

  细化党员权利义务规定。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明确党员义务、规范党员行为,促进党内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也应看到,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是党的活动主体,即党的组织、党的权力、党的生活、党的工作、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主体。只有重视党员权利,才能保证党内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在现有的党内法规体系中,相对于数量较多的党员义务规定,对于党员权利的规定较少,主要集中于2004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它规定了党员权利的内容、保障措施以及侵犯党员权利的责任追究方式。然而,这一条例只有38条,内容原则性较强。因此,应以党章为基本遵循,进一步细化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的相关规定,根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七部分的要求,进一步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以保证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

  加强对违规行为的追究。按照法理逻辑,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包括条件假设、行为模式和后果归结等基本要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式将“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因而,党内法规也应符合法律规范的逻辑。我们党现行的党内法规,多数在后果归结部分较弱。涉及党内政治生活、党风廉政建设以及党员权利保障的党内法规,通常表述为“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人的责任”“触犯党内纪律的,按有关规定处理”。这样的表述使得处理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党员不易对行为后果进行预期。因此,对于具有羁束性的党内法规规范,都应明确其后果归结,使之具有清晰的责任条款。2015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处分的适用范围、种类、运用规则等作出了明确而清晰的规定。加强对党内违规行为的追究,应以纪律处分条例为参照,设定确切的后果归结。

  完善党内组织规范。党内组织规范是指调整中央、地方、基层党组织选举、决策、监督等各类行为的规范。现有党内法规中的党内组织规范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比如,在党内法规的条例中,组织规范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地方和基层党组织。再比如,现有党内法规主要集中于对党组织的选举规定,对于党组织的决策内容和程序以及党组织监督的对象、方式和程序等缺乏系统规定。完善党内组织规范,应坚持问题导向,在调整对象上,继续完善党的地方和基层组织规范,如修改《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制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等;在规范内容上,不断完善党内决策机构、决策程序、决策实施保障等,同时完善党组织的监督制度,尤其应以刚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确立的监督制度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政法部)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民要论)

戴木才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4日   07 版)

  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养分,坚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把法治建设和德治建设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的辩证关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撑,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习近平同志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法律凝结着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最低限度的道德。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有一定的道德属性。社会主义法治要成为良法善治,自然也要具有道德属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层面:它是对实现自由、平等、民主等道德价值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需要以相应的、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道德规范作为评价标准;它既是对公共权力的保障,也是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具有既保障权力得以有效行使又保障权力不被滥用的政治伦理品质;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内在地包含着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法治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离开道德的法治会对社会造成严重损害。

  道德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制度需要人来执行,好的制度是不会自动变成现实的。人们只有在道德认知与道德情感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建立和强化法治信念。法治信念是对法治所蕴含的价值观高度认同的心理机制,它能激发人们以法治观念指导和规范行为。法律和道德,一个是硬约束、一个是软约束,一个是他律、一个是自律,仅仅依靠强力推行的外在制约会削弱人的自觉性。道德则将外在的法律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自我约束,促使人们主动认识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自愿选择有道德的行为。一个人的道德觉悟提升了,就会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全社会的道德水准提升了,法治建设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法律和道德可以相互转化。法律和道德都植根于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与社会环境,文化的演进、社会的发展推动法律和道德的发展。考察人类历史会发现,法律和道德之间呈现一种流动的边界:一些道德规范“流动”到法律规范之中,这是道德转化为法律;一些法律规范“流动”到道德规范之中,这是法律转化为道德。这说明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一成不变的分界线,其双向“流动”的目的是为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比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原则逐步从经济活动的伦理要求演变为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

  汲取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滋养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可以从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为政以德历来是对为政者的品格要求。我国古人早在西周时期就意识到,决定政权兴亡的主要不是外在力量,而是人自身德行的好坏。我国古代在选拔人才时,大都把“德”放在第一位。《周礼》记载,乡大夫每年正月都要对本乡人才进行考察,“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诸子百家谈到选拔人才的标准,一般也以德为先。管仲讲“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孟子认为“唯仁者宜在高位”,荀子主张“论德以定次(爵位次序)”,等等。孔子说,“政者,正也”,即政治就是要让国家和民众都行正道,而为政者自己的德行尤为重要,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为政者的道德作风好比是风,老百姓的道德作风好比是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上行就会下效,正人先要正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者以身作则,用道德来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其他人都会环绕着他,这就是“为政以德”的力量所在。

  德主刑辅是我国古代基本的治国方略。儒家治国理政思想既强调“以德治国”,又不排斥“法治”,主张“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秩序,人们的道德面貌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有着更根本的作用。如果不重视道德教化,一味依靠刑罚等强制手段制服违反法律的人,人们就不会认为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就不可能在内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德治之所以能起到治本的作用,是因为它能使人树立羞耻心;一旦人皆知耻,国家治理就不难了。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防患于未然的道德引导,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突破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制手段。从孔子提出“宽猛相济”,到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从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到汉代董仲舒强调“阳为德,阴为刑”;从唐代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

  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同志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法治与德治就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需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

  以道德滋养法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用,努力使道德体系同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衔接、相协调、相促进。”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德治资源,也包含着丰富的法治思想,这些都是涵养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重要源泉。应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缘法而治”“法不阿贵”等思想精华,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扬光大。道德教化是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的过程,也是培育法治精神的重要方式。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注重培育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各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各地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以及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都应把尊法守法作为重要内容突出出来,强化人们的法治观念、法治意识。

  以法治保障道德。习近平同志指出,“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在现代社会,征信系统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约束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和谐运行。维护征信系统,就离不开对违法背信行为的制裁。如果不对挑战诚信底线的失信行为加以惩戒,损害的就不仅是受害人的权益,还有司法公信力和权威、社会公平和正义。2014年,国务院出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四大领域34项重要任务;2015年,38个部委联合签署《失信企业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失信当事人进行联合惩戒,这些都是要通过法治的刚性,引导人们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法律不仅要惩劣行以示警戒,还要彰善举以扬美德。比如,我国大多数省区市都制定了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的政策法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好人的合法权益、褒扬好人的道德行为,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

  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应发挥关键作用,带头走正路、干正事、扬正气,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当今时代是法治时代,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看其有没有法治思维、具不具备法治能力、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领导干部只有牢牢把握“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自觉做到用权为民不偏向、用权依法不出格、用权廉洁不出轨,才能确立法治权威,影响和带动更多人培养践行法治的高度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同时,领导干部在道德上要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时刻注意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努力使自己德可为师、行可为范,充分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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