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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2017-03-07 12:24:33|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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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版:学术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彰显法理学的中国精神(学苑论衡)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

本报记者 何民捷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离不开法学基础理论的支撑。时代呼唤中国法理学的创新发展。中国法理学研究应怎样回应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怎样更好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怎样走向国际,为世界法学研究提供中国的智力成果?记者就这些问题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谈了自己的看法。

  记者: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法学理论与法律制度。但从历史经验来看,走自己的路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必然选择。经过30多年努力,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与此同时,在法学理论研究、法学教育水平方面也获得了很大发展。

  朱景文: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学基础理论之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面向中国法治实践的法学理论,也势必不同于西方法学理论,必然体现出中国自己的特色。改革开放让中国法理学研究迎来春天。如今,经过30多年发展,法理学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体现了法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教材《法理学》为代表的法理学教材体系正在接受教学实践的检验,在法学教育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构以马克思主义法学为基础、具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涵、吸收外国法律文化滋养的中国法理学体系对提升中国法理学研究水平和地位的重要性。

  当前,法理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法的价值研究、规范研究和社会研究都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方法论的多元化推动了法理学不同方向研究的发展。近年来,在中青年学者中关于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的争论,是法理学研究多样化、学派化的体现。

  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国际法学及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法理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而必须关联部门法研究,这样才能让法理学更接地气。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法理学研究不能仅仅立足于国内法学,还必须与国际法学相结合,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法的一般理论。法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取得越来越多的有益成果。

  记者: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迅速发展,单纯学习西方法学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中国法理学自身还处在继续摸索阶段,仍有各种各样的困惑。

  朱景文:我认为,中国法理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程度不足,中国法理学的话语体系不健全,对中国问题的解释缺乏理论自信。

  中国法理学理应扎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中国法理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使命。但是,一个时期以来,一些研究者言必称西方,不仅法理是西方的,法律是西方的,案例也是西方的。这种状况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治经验不足、法治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避免,但在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明显进展的情况下就很不应该了。虽然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在部分法理学作品乃至教材中食洋不化的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比如,一些法理学博士生写的论文回避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或者所研究的问题与中国问题不搭界。毫无疑问,中国法理学研究应该借鉴西方,但不能对中国问题不回应不关注,否则只能导致研究失去自己的特色。

  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学者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度也在日益提高。但一部分学者仍然习惯于用西方法理学的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加上对西方法理学的了解程度有限,思想懒惰、照猫画虎,想当然地以为中国今天发生的现象只是西方历史上出现的现象的翻版。以法治理论为例,由于中世纪封建制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西方法治理论特别强调不同政治力量之间、不同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和制约。这种历史轨迹导致西方学者认为,没有分权制衡就没有法治,但这是西方法治实践产生的理论逻辑。而中国国家建构历程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这种理论既解释不了中国历史,也解释不了中国现实。

  记者:同国外法理学研究相比,中国法理学有没有自己的优势,能否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

  朱景文:任何一个国家的法理学都有自己国家的鲜明特色。所谓一般法理学,其实都是把自己国家的法治实践上升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当然,各国法理学中也有共通部分,即法的一般原理。但是对一般原理的解释,除了形式要素,实质要素不可能不打上各个国家、各种意识形态的烙印。

  当代中国法理学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比如大局观、礼法结合、和谐观念等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标识性概念。这些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中国,而且在当代中国,在处理实际问题、解决纠纷时仍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发挥着作用。可以看出这些观念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中所强调的个人本位和诉讼文化有很大不同。它们不仅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因,也是世界法律文化的宝贵资源。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一些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关系哲学等等也渗透其中,甚至当今仍可以看到这些观念的踪影。我们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即任何一种法治模式都不是完美的,中国古代模式不是,西方模式也不是。只能立足中国现实,吸取有益因素,来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对法理学研究来说,不应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不能把精华丢弃。

  从法理学的结构看,中国法理学比较擅长于对法律问题的价值研究和社会研究,而规范研究不足;善于把法律问题政治化,不善于把政治问题法律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思想是治国理政、富国强兵理论整体框架的一部分,没有独立出来;二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法律问题的特点不是就法律研究法律,而是把法律放在社会和阶级的结构中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规范研究不重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如何把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法律化,通过法治方式解决,用规范方法研究,这恰恰是法理学研究者需要掌握的本领。

  从话语体系看,中国法理学的话语受到西方法理学的影响,有的与中国法治实践脱节;而对于国外法理学中没有涉及的理论和范畴,又缺乏相应的理论表达,缺乏标识性的范畴和概念。特别是涉及法律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一些整体性概念,在现有法理学学科体系中没有应有的提炼,或者被看作是已经过时的东西,缺乏正当性论证。

  规范研究不发达与话语体系不健全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不健全,常常用其他话语代替法律话语,不善于用法律话语讲中国的法治故事。从学术影响力、文章和著作的引用率来看,当代中国法理学在国际法理学界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和我们国家的地位远远不相称。当然,这与我们自己宣传不够、宣传渠道不畅通有关,但是宣传不可能解决学术本身的问题。学会规范分析,构建既反映中国特色又能为国际学界所接受的中国法理学话语体系,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法理学发展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记者:中国法理学如何提升自己在世界法学研究中的话语权?中国法理学在哪些方面可以为世界提供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朱景文:话语权实际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学术越强大,话语权就越大。话语权当然有意识形态性,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西方所把持的话语权,其意识形态性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要争得一席之地并非易事,增加国际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元素需要经过长期努力。

  毋庸置疑,每个国家的法理学都具有特殊性。但是,各国法理学除具有特殊性,也有普遍性,关键在于把握什么是普遍性,怎样使一个特殊性的问题获得普遍性,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关注。比如,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法治,就是一个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概念。所谓普遍性不是制度的普适性,不是一种制度或规则对所有国家都普遍适用,而是问题的普遍性,即法治所针对的问题,比如如何控制滥用权力、如何保障公平正义等是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各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比如,对于控制滥用权力,西方法治是通过多党制、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来实现,而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对权力的控制除了国家法律渠道,执政党的党规党纪也起着重要作用。没有执政党依法执政、带头守法、从严治党,不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结合起来,在中国实现对权力的控制特别是对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的权力控制不可能真正奏效,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中国法理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立足中国实践,同时它又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人在一个与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根本不同的环境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决法治问题,为具有类似国情的国家走法治道路提供参考,这必将对世界法治实践和理论作出自己的重大贡献。

甘棠树下话召公(大家手笔)

张晋藩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召公是西周的宗室,因平乱有功,获得了“召”这个地方作为封地,就是今天陕西省西部的一块地方,故称召公。当时,召公的地位是很高的。据记载,他当政期间,将自己的辖区治理得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传说他曾在一棵甘棠树下办公,后人为了纪念他,都不舍得砍这棵树。《诗经》对这个典故有所记载。

  召公治理封地时,有很多为民便民的政策措施。比如,在处理民间纠纷时,为了方便老百姓打官司,他采取巡行乡邑的办法,到老百姓当中去就地审理。这种方法很受老百姓欢迎。《史记·燕召公世家》对此作了如下叙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在当时社会,召公作为一个贵族,能够到民间巡行,在甘棠树下、小草屋内审断百姓之间的民事和刑事案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体现出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重民爱民恤民的思想。不仅如此,召公在审理案件中,还追求“各得其所,无失职者”,也就是尽职尽责、公正审判。这就难怪百姓作甘棠诗来表达对召公的崇敬之情,甘棠树也成为召公为民尽责的象征。

  3000多年前西周召公巡行乡邑、体恤百姓的历史,显示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创造性、先进性。今天,我们坚持司法为民,重温这样的历史故事,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然后用我们今天的方式来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体制。

  召公当年到百姓中去审理案件是一个方便群众、及时解决纠纷的有效做法。今天,我国很多基层法院也设立了巡回法庭,法官深入到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就地审理当地民众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这对方便群众和及时解决纠纷都十分有利。同时,在百姓中间审理案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普法宣传,周围群众也能从真实案例中增长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养。此外,召公得到民众的爱戴,还在于他对侯伯、庶人都能进行公正审判。今天的巡回法庭开到群众的田间地头、家门口,在现场作出公正判决,令双方当事人信服,也提高了司法权威。民间的很多民事案件,虽然表面看起来事实并不复杂,但牵涉的人多,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所以,作出公平公正的判决结果是案结事了的关键。法律只有保障人民的利益,人民才会真正发自内心地拥护和信仰法律。

  今天,中国法治文明的发展程度与召公之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以史为鉴,对照召公为民爱民便民之心,思考今天如何让司法更加便民、利民,促进法治信仰在每个人心中扎根。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机械的临摹只能制造出赝品

制度文明的文化基因

王 博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强势进入中国,其中也包括制度文明。这种强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技术革命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壮大,以及由此给西方人带来的文明优越感。这种局面使抱有“天朝上国”梦的国人对绵延数千年的自身文明一度陷入深深的质疑和焦虑。技术革命给人类带来器物、制度、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即使是今天,这种作用仍然强大。但安顿人类生活秩序的制度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却要求社会相对稳定甚至偏于保守。于是,技术革命和制度文明这两种演进逻辑的冲突在现代社会就有各种表现。从法治角度看,立法体现出不可避免的滞后性。尤其在社会转型中,我们制定很多新的法律法规,或者经常修改法律,以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但如此一来,制度的滞后性得以缓解,稳定性却受到挑战。

  如果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人治、德治、法治等社会治理模式都算作制度文明的范畴,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这几种制度文明都有所体现,只不过不同时期侧重的分量不同。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传统中国是“融国家与社会,摄法律于礼俗,以伦理代宗教”。如果用礼法合治来概括中国古代治理的特点,不难看出,中国古代的法和西方现代的法的精神有云泥之别。法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也不能和西方相提并论。伦理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否认的特色,重视法律的伦理内含也是传统制度文明的特色。这种特色在社会制度构建上更是趋向求稳定。这样一来,有人提出,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代,我们不能任由西方国家把持世界话语权,中国不能只在西方法治后面亦步亦趋,在制度构建中需要表达中国特色。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制度文明背后的文化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奠基传统中国制度文明的独特文化体系不是凭空而来的。中国地处北半球东段,有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季风气候显著,地形多样复杂,沃野千里,适宜农耕。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中华文明对环境的感恩乃至眷恋,养成了我们依赖土地、逐水而居、安土重迁等民族性格。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社会的生存方式称为“静态”模式。这种生存方式也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割裂自然本根。而近代西方一些国家热衷于海上贸易,后来又受资本驱动,进行全球扩张。传统中国人对商业活动的重视程度低于农业活动。这种社会形态为礼法合治这种特殊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

  中国古代的德治、人治和法治其实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色。中国古代的“社会性道德”深入每个人的骨髓,使得人人具有自律的本能。中国人政治理想中的人治不是那种暴力压制性的,而是心悦诚服甚至感恩戴德,因此中国社会政治建立的基础具有非功利性。而西方舶来的法律是“功利计算”的产物,是在伦理收缩之后以私有制为基础建构的。因此,近代中国学者学习西方法治规则时候,就已经发现牛头不对马嘴,西方法治观念与中国传统道德要求的无私、重义轻利等格格不入。

  传统中国的制度文明及其哲学观念,是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无论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的城邦,都曾经是相对封闭的文明体系,对外交流是偶然的。虽然今天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各种文明之间相互交流借鉴,然而地方性依然没有彻底让位于全球性,普遍主义并未取得对特殊主义的全面胜利。这种地方性是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文化基因,即使学习来的制度,也要适应这种文化基因。机械的临摹只能制造出赝品,最具生命力的制度形态一定扎根于本土文化之中。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整合资源 息讼止争

传统民间纠纷调解蕴含丰富智慧

龚汝富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13日   16 版)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经验蕴含着丰富智慧,在今天的法治建设中仍然可以借鉴。正确认识传统社会治理机制的长处,有助于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比如,古代人们对待诉讼的态度,就与当时的生产生活条件相关,有其合理性。在中国传统民事纠纷调解机制中,一些有益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句话叫“政不下县”,意思是说县是国家政权的末梢,广袤的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依靠乡党、里甲、宗族等民间社会组织来维持秩序。这些组织中的领导者扮演了官府与民间互动的媒介,在催缴钱粮和调息纠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明代洪武年间,国家明令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纠纷,须由民间年高德劭的里老耆民先行剖断劝息,若调解不成方可到州县衙门告状。而州县官吏在受理和审理民间纠纷时如遇事实不明、需要补充证据或者踏勘山场界址时,会批令里老耆民和宗族长老协助。所以,在明清官箴文书中批状占有重要地位。比如,清代书画家郑板桥做县令时候的判牍中,批状多于判词,大多数民事纠纷都是通过批令族长、里老、甲邻、族众等协助查明事实,或就地调解纠纷。

  以州县官吏为代表的官府,在解决纠纷上如此信赖民间社会,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现实根源。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和行业规程对民众都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这些规范均以信守国家律令为前提,其惩戒形式也基本复制国家刑律条款,因而与国家法律不存在冲突。其次,在修齐治平目标的感召下,国家安危寄托于百姓安危。只有个人、家庭、宗族健全团结,乡村、州县才能安定和睦,而州县安则天下安。所以,州县官吏将民间纠纷批给民间组织去解决,便捷而简易,既化解了纠纷争讼,又教化了宗族乡里。另外,这些民间社会组织具有易于掌握事实的独特优势,他们就存在于民众之中,在事发地取得证人证言和事实证据更为直接和便利。所以,清代《牧令全书》说:“公庭之曲直,不如乡党之是非。”《图民录》更指出:“乡党耳目之下必得其情,州县案牍之间未必尽得其情。”

  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具有权威性,不仅来自调解方案的便民公正,还来自调解者的人格力量和资源优势。调解本身也许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调解方案的执行才是关键。民事裁判执行难,难就难在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不明或无法制约其逃赖行为。而民间纠纷调解者熟悉当事人的个性和争讼由来,其调解方案往往能够切中肯綮。而且,在乡间邻里,族长里老的地位、资源、权威也往往是当事人生存发展必须依赖的人际环境,所以被执人也很可能愿意配合。

  这种传统纠纷调解机制牵涉到个人所归属的社会组织,与官方裁判相互对接。在民间调解层面上,既有宗族内部的纠纷调解,也有宗族之外保甲、里甲、乡约主持的乡村调解。到了近代,随着商业发展与商会组织的扩大,商会公断处成为解决商事纠纷的重要渠道。从上海、天津、苏州等商会档案中可以看到,商会公断处所处理的商事纠纷,分解了近代城市司法机构相当大的诉讼量。此外,受商品经济冲击和个人谋生方式改变的影响,近代乡村社会开始分化出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各种抱团取暖的同乡会组织应运而生。这些同乡会很快又传习了传统乡村纠纷调解的办法,在远离乡土之地仍然承担同乡间的纠纷调解职能。由此可见,乡村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延伸到市民社会也具有积极效果。

  每个社会都有适合自己的纠纷解决方式。中国传统社会赋予各种民间组织以合法调解地位与权威,让他们充分发挥整合资源和息讼止争的社会功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吸收这种分解地方司法压力、减轻群众讼累的传统治理智慧,不无裨益。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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