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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2017-04-01 12:29:26|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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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版:学术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新书评介)

——《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简评

范金民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海洋国家;海洋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又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第二空间。当前,我国的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发展利益在海洋方向上日趋重合。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环境,需要大力推进海洋文明研究,提高全民族的海洋意识。治学之士,能够预于学术之新潮流者,“谓之预流”。杨国桢主编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关于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发挥了“预流”作用。

  该丛书共10卷,围绕明清时期的海图、海港、海商、海盗、海上贸易、海上管理和海洋社会文化等作了专门论述。全书内容宏富又突出重点,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明清海洋文化的诸多问题。每一专论,或提出宏论,或提出新见,或提供新资料,无论关于海洋人文学科建立和发展的荦荦大端,还是关于明清海洋史实的具体考述,都不乏真知灼见,有力促进了中国海洋文明研究。在我国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该丛书的出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 连续发展

从考古发现看中华文明自信

卜 工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中国是古代世界最先进入文明的地区之一,但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通过大量考古发现,人们才真正知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明历程、无与伦比的文明创造、传承至今的文明基因。如今,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独立起源、年代久远,文化多样、类型复杂,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特点已逐步深入人心。树立对中华文明的自信,需要通过考古发现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

  大工程遗存反映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考古学是显微镜,能够观察历史遗留的微痕;考古学也是望远镜,能够探测历史发展的长河。通过考古学,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从殷墟甲骨的发现到商王世系的研究,从夏墟的探索调查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确认,夏商两代的历史终因中国考古学的成长而成为信史。然而,考古发现显示,中华文明形成的实际年代极有可能比目前流行的五千年说还要久远,年代早于夏代的“龙山”和“仰韶”时期(分别距今5000—4000年、7000—5000年)同样有着波澜壮阔的文明发展大潮,尽管缺少文献支撑,可那些被发掘出来的大工程遗存却放射出只有文明时代才能拥有的夺目光辉。比如,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里,有着周长近2000米、宽10余米、深4米环壕拱卫的中心聚落;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里,有着百米宽度的古城基址、莫角山大面积垫土、大型玉器墓葬、综合性水利工程系统。类似的大工程遗存还有不少,它们设计标准高、建筑工艺精良,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综合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是难以完成的。这种强大的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反映的正是当时中华文明发展的高度。

  古礼体系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内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经历。那些与大工程形影相随的高规格墓葬、神庙祭坛都不是普通民间行为的结果,而是古礼仪式的物质遗存。礼制的凝聚力、感召力激励着早期先民艰苦奋斗,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文明。这些史实已经并不断被中国考古学所揭示。古礼在距今6000年前后以成熟的状态出现在中国,有多个类型:杨官寨遗址反映的是“彩旗飘飘,仪礼草创”的庙底沟文化,牛河梁遗址讲述的是红山文化的“庙坛玉佩,祭祀神话”,良渚遗址展示的是“仪式道具,傩礼崇拜”的良渚文化。那个时期,纯粹的自然神已经纳入古礼体系,人神杂糅、分别祭祀,与殷墟卜辞记述的情况大体相同。

  国家起源和演进展示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黄帝大战蚩尤、商汤灭夏、武王伐纣,这些故事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其中交战双方正是中华古代文明中的联盟。先秦文献关于早期中国盟誓制度的记载几乎可以信手拈来。在考古发掘中,山西侯马与河南温县都曾发掘出盟誓遗存。通过考古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从陕西高陵杨官寨到辽宁建平牛河梁再到浙江余杭良渚,是彩陶瑞玉交相辉映的古礼成熟时代,是文明进程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此后,黄河、长江流域在距今5000年后进入酒礼时代,联盟集团的规模更加庞大,邦国社会已然成型。再到后来的夏代,由于盟主世袭制颠覆了联合结盟的初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王国出现于历史舞台。从古国、邦国到王国,中华文明的农耕经济不断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高、礼仪传统传承有序、精神观念逐步趋同。

  (作者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揭去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学苑论衡)

——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对话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2月20日   16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对话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于 沛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郑师渠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杨 军

 

  一个时期以来,以肆意歪曲历史、抹杀历史真相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混淆视听,企图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为了正确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揭开历史虚无主义的面纱,我们特邀请有关学者进行学术对话。

  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下的学术研究、大众媒体中有哪些表现?其泛滥会带来哪些危害?

  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最初是以学术研究的形态登场的。一些人打着“理性反思”“重新评价”“还原真相”“范式转换”等幌子,大做翻案文章,试图“重新改写历史”。他们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否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脊梁;歌颂改良,否定革命,尤其是极力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则不遗余力一味抹黑。他们是非颠倒,吹捧袁世凯之流,贬抑孙中山;为帝国主义涂脂抹粉,向狼牙山五壮士等爱国英烈大泼脏水。继所谓的学术研究之后,历史虚无主义渗入大众传媒并不断扩展。一些历史文学、影视作品,为满足所谓的剧情需要和吸引眼球,不顾历史真实而随意编排杜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已经荡然无存。这些作品对国人的历史认知产生了严重误导。这种发端于学术界、经大众媒体放大后渐次蔓延至社会各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一时成了不容轻视的社会思潮。“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究历史虚无主义之本质,是由否定历史入手达到否定现实的目的,即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于沛: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一是丑化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歪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历史虚无主义污蔑中华民族是“愚昧”“丑陋”、充满“奴性”的民族;认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狭隘民族主义”,只起到了“破坏”作用,因此应 “告别革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二是诋毁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篡改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史。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以所谓“口述”“回忆”“揭秘”“重评”等形式,全面否定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三是诋毁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不仅对孙中山等历史伟人抹黑贬损、造谣中伤,还对革命英雄肆意攻击谩骂。四是“虚无”马克思主义学说。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遭到批判之后,反诬马克思主义是“极端的历史虚无主义”。这不过是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旧调在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的重弹。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政治思潮,尽管表现形式和内容不一,但都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和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研究和大众传媒中的泛滥,必将消解人们的民族意识、国家认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

  杨军:作为一种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有学术、文艺、舆论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学术形态是基本形态,主要表现为一部分研究者背离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根据一些史料重新解释、建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从而全面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结论。在这种形态下,历史虚无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核心理论观点。文艺形态则是在文学、影视等作品中,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对历史事件情节的叙述等,把学术形态下的核心理论观点以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以鲜明的倾向性引导受众。舆论形态则表现为多种形式,比如在大众传媒中炒作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相关话题,借势传播其核心理论观点;利用各种大众媒体持续推送支撑其核心理论观点的信息,包括日记、回忆录、人物传记和国外研究成果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讨论历史问题为主要内容,但实质是政治思潮,目的在于消解当代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已经在社会思想领域造成一定影响,不仅导致人们历史观和历史知识的混乱,将“恶搞”“戏说”和“重评”下各种碎片化的“历史事实”当作历史真实,而且破坏了当代中国发展所需要的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是什么?为何会在当下中国的思想领域和学界泛起?

  于沛:历史虚无主义以主观方式怀疑客观历史,对历史进行否定或虚无化。作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它源起于19世纪的欧洲。当时,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不存在事实,只存在解释”,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晚期的作品主要是关于虚无主义的。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虚无主义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文化上的颓废主义以及风靡一时的后现代思潮互联互动,成为资本主义精神危机和信仰迷失的现实反映。历史虚无主义自近代传入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西方国家借机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破产、过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也趁机抬头,由曲折隐蔽到明火执仗,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曲折的背景下蔓延扩散。本世纪初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更趋复杂,历史虚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价值中立”“学术反思”“还原历史”“重新评价”“解放思想”之名不断传播错误观点。

  杨军: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它吸收了西方史学理论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日益融入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开始兴起。后现代主义史学以解构主义为内核,强调要与传统史学“断裂”,主张历史研究“去中心化”;反对“宏大叙事”,认为“宏大叙事”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供了支撑;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刻意追求历史的“破碎”;质疑和颠覆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科学性,否认客观事实的存在;“把历史化解为纯想象的文学”,认为历史是一种叙述,必然要编织情节,采用各种修辞。这种史学理论为我国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直接思想资源。历史虚无主义在我国的泛起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原因。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显示出一定的生命力和控制世界的能量,而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遭遇曲折,这些都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提出了理论挑战。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一些主张“西化”中国的思潮日益发展,由此也催生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当然,在历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盲目追捧西方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成果,照葫芦画瓢地搞“创新”,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片面性,缺乏辩证思维,这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提供了条件。

  郑师渠: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的确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密切相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尼采为代表的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兴起,开后现代主义之先河,其核心主张便是尼采的名言“重估一切价值”。虽然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有自身的合理性,却不免趋向反理性的误区。这在历史领域便是导向了历史虚无主义。尼采说:“解救过去,把一切‘过去如此’改造成‘我要它如此!’——我以为这才叫解救”,就反映了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继承并超过前者,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它同样是一把双刃剑,在深刻影响现代文明进程的同时,其反理性的误区也在扩大,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更被推进到了愈加理论化、精致化的阶段。无论是雅克·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还是海登·怀特的“元史学”、J·F·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说,都是在极力主张“彻底消解传统”和否定历史具有的客观性。据此,理性主义史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都被一笔勾销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在国际学术界已呈颓势,但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很大影响。耐人寻味的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将西方反省现代性的非理性主义传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梁漱溟等,恰恰都是主张反省欧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极力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健将,即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样,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胡适诸人,也反其道而行之,借尼采“重估一切价值”说,倡言科学与民主。这反映出当时先贤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和可贵的鉴别力。固然,后者在批判传统文化过程中表现出民族虚无主义倾向,但需指出两点:其一,这是其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所致,而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无涉;其二,此种非理性倾向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因此,当下亦步亦趋、照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还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如何从思想方法层面认清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杨军:历史虚无主义惯于为自己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结论,宣扬研究历史要抱持“超然的、中立的”态度,要坚持“客观标准”。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却在大力宣扬近代西方列强给中国“带来了现代文明”,中国人抵抗就是“盲目排外”,其价值取向恰恰非常鲜明,所谓“客观”“中立”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历史虚无主义强调它是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但其研究和叙述往往陷于形而上学,存在以下突出错误:其一,简单化判断。历史虚无主义滥用史料分析法,以微观层次的证据解释宏观层次的历史过程,或者局限于用某类特征来分析和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二,选择性观察。基于预设的目标,一些研究者往往对符合目标的事例、证据大书特书,而对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甚至冲突的信息则忽略、排斥。比如,为了推崇民国就大力渲染民国时期大学有学术自由、国民党对大学教授尊重和优待,而对国民党控制高校、残害进步学者和学生只字不提。其三,过度概括。历史虚无主义通常扩大证据的适用范围,以得出所需的结论。如以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某些失误和曲折来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其实,归纳、推论超出证据的有效范围,必然导致结论的荒谬。其四,想象臆断。历史虚无主义或是扩大心理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或是根据孤证、伪证来推断得出某个结论,或是根据一些偶然性因素臆想历史发展的某种可能。这些错误表明,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研究实际上只是形式实证、伪实证,它没有遵循严格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规范,对历史的叙述实际上是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

  郑师渠:一些研究者陷入历史虚无主义,除了在理论上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还有以下原因:其一,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著名史学家钱穆曾强调说,每一位国人都必须了解本国史并心存“温情与敬意”,而不容“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的历史为无价值;尤其不可自以为是,将现实中的“种种罪恶与弱点”,都诿于古人。这是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和“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应当说,一些人一味抹黑新中国的历史,诬之为“苦难的岁月”,恰恰暴露出自己对历史缺乏应有的敬畏,“浅薄狂妄”和陷入了“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其次,陷入了历史相对主义。尽管历史无法再现,因此历史认知具有相对性,难免见智见仁,但人们对于历史的既有认知仍具有客观真理性,不能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曾指出,史学研究毕竟材料大多完备,故“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这就是说,史学以史料为基础,是非得失自有评判标准,与主观臆说不能混为一谈。一些人为抹黑新中国,刻意将民国时期说成是“充满人情味”的“温柔之乡”“真正的新中国”。事实上,只需翻开《申报》之类当时的报刊,其谎言便会不攻自破。因为每天报刊上充斥的无非是国衰民穷、令人心酸的信息,哪有什么“温柔之乡”?其三,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某些人看问题,不是将其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作综合和长时段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其四,囿于个人情感。某些人因个人或亲友在历史上受到过不公正对待,心中阴影犹在,不能超越个人恩怨客观看待历史。此虽可以理解,却非治史之道。

  于沛:历史虚无主义虽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有了共同语言。它们都否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否定人类从野蛮、蒙昧不断走向进步的历史进程,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时,强调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对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深刻的批判,对今天我们认识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和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如果说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历史唯心主义更多地从哲学概念和范畴中表现出来,那么,历史虚无主义秉承后现代主义历史观、联系具体的历史进程所表现出的历史唯心主义则更荒谬、更极端。1844年,施蒂纳曾出版《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风靡一时。他的名言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我”是万物的主宰和尺度,一件事的对或不对,由“我”决定。这种主观臆造的、虚幻的理论与方法,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著述中比比皆是。历史虚无主义仰承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鼻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解构、拆解“重新定位”和“彻底消解传统”;通过对历史过程“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将历史碎片化,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孤立化、抽象化,其实质是企图“重写”历史、消解主流思想舆论。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郑师渠: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在构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就历史学科来说,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几点:一是必须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马克思主义是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利器,我们必须大力建设唯物史观理论高地,让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界无所遁形。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强调认真研读马列著作。这一点很长时期以来实际上被淡忘了。年轻的学者尤其需要补课,否则如何具备科学判断力、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必须高度重视教材建设。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核心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教材不仅沉淀着学术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成为学生学习的范本;更重要的还在于教材体现史观,它从根本上规范着教与学,明确整个学科的发展方向。三是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必须在尊重和继承前辈学者尤其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几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进取,包括史学的理论、方法与问题。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史学发展道路,既是史学工作者坚持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拒绝历史虚无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于沛: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就是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自己的贡献,为此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人妄自菲薄,无视中国史学的辉煌历史和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或以西方史家的好恶作为评价中国史学的唯一标准;或将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刻意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表现出来;或盲目崇拜、照抄照搬西方史学理论,扬言用西方史学理论改造中国史学。这种状况若不彻底改变,就不可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当前,坚持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切实解决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评价导向中存在的问题。在学术评价上是非不分、良莠不分甚至颠倒黑白,客观上只会使历史虚无主义继续混淆视听、大行其道。

  杨军:科学总是在与谬误的斗争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面对历史虚无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严峻挑战,史学界要把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破”与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结合起来。第一,要发扬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中,不仅要树立为人民书写历史的立场,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还要坚持与唯物史观密切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第二,深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澄清对唯物史观的曲解和误释,把唯物史观视为“一种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长着的活的学说”,避免将唯物史观教条化、程式化;把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中国史学研究实际结合起来,总结、概括出新的科学概念和学科范式,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在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提出的问题,摆脱西方史学理论话语的操纵。第三,深化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与批判。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对历史虚无主义代表性文本的分析,对其核心理论观点抽丝剥茧,揭示其实质;加强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分析,从思想资源的角度说明历史虚无主义的非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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