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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2017-04-29 05:38:13|  分类: 人民日报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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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版:民主政治周刊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长期以来,占道经营、私搭乱建等一直是城乡建设管理的顽疾。然而当群众主体意识、责任意识被唤醒之后,难事不再难——

邳州:向侵占公共空间行为亮剑(法治头条)

本报记者 徐 隽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2016年以来,江苏省邳州市向侵占公共空间的行为亮剑,拆除25万平方米违章建筑,改善300多个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唤醒了群众主体意识、规矩意识、责任意识,也让城市管理的难题变得不再难。

  侵占公共区域成为城乡积弊

  公共空间,全民共有,理应公众共享。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着少数人侵占公共空间的现象。

  在邳州,有一条闻名遐迩的街道——大榆树街。之所以出名,一是因为这条街有着上千年历史,可以说是“先有大榆树,后有邳州城”;但同时,这条街也是邳州最老旧的街道,脏乱差曾经是它的代名词。

  “两边的商户没有不占道经营的,本来就窄的路,这下更窄了。好好的一辆车开进来,车身被刮得伤痕累累。”市民张先生说。

  同样,在一条名为“文明巷”的巷道里,垃圾遍地、车辆横放、小广告满墙都是,很难与“文明”联系在一起。两栋楼之间本就小的公共空间,还被一堵墙隔开,如果有人突发疾病,连担架都抬不出来。

  在陈楼镇大顾村,村干部侵占了水沟,搭建猪圈、厕所,老百姓纷纷效仿,你占我占大家占。结果,因争抢公共空间引发的邻里纠纷层出不穷。

  一些人的公共意识较差,对私人的空间搞得很整洁,但出了门,对公共空间就不管不顾了。

  当年,曾有客商想到邳州投资,一下高速公路,看到城乡环境,直摇头,不到一天时间就打道回府。

  小区里毁绿种菜、店门前画地为界、私搭乱建违章建筑,垃圾随手扔、车辆随便停、杂物随便堆……侵占公共空间的乱象日益引发群众不满。通过“书记市长信箱”“政风热线”“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反映公共空间问题的投诉举报越来越多。

  群众的呼声引起了邳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主要领导走街道下乡村,深入调研,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公共空间能否合理使用,不仅事关城乡形象,事关群众生活质量,而且事关社会公平正义。公权力为民,必须下大力气治理公共空间,让公共空间真正姓‘公’。”邳州市委书记陈静说,这项工作做得怎么样,考验着群众主体意识、党员干部责任担当和党委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邳州分别成立城市、农村公共空间治理两个指挥部,在全市城乡深入开展公共空间治理。

  让群众成为社会治理的主体

  声势浩大的公共空间治理,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意。邳州在推进这项工作时提出“听群众说,向群众讲,带群众干,让群众享”。

  “听,就是从老百姓的‘牢骚话’中发现群众的关切。听,还要会听,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是主流,要注意沉默的大多数。”陈静说,有的“利益既得者”担心治理会损害自身利益,发声反对,而大多数支持治理的群众却没有平台发声,为此,邳州通过网络进行民意调查,在电视报刊开专栏,听取意见,接受投诉举报。3000多件投诉举报件件涉及城乡公共空间。95%的群众投票支持公共空间治理。“不得罪5%,就要得罪95%,最后就要损失100%的公信力。”陈静说。

  拆除违章建筑、整治乱停乱放、拍卖公共资源,每一件都是触动利益的事情,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刚开始,部分‘利益既得者’并不理解,认为在公路边建房、在河堰上栽树,几十年都没人管,这些资源早都已经属于自己了。还有人认为,这次治理就是一阵风,挺一挺就过去了。”东湖街道坝头社区支部书记吴楠说。

  在开展工作时,党员干部深入宣讲,讲法律、讲政策、讲道德。把治理公共空间的决心讲清楚,把法律后果讲清楚,把治理后的图景讲清楚。对小商小贩,既堵又疏,通过开设啤酒广场,整合散落在小街小巷里的游动商贩。通过农贸市场升级改造,让菜农菜贩有更好的经营环境。

  在工作中,邳州市委市政府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带着群众干,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这次有了政府撑腰,我们就敢投诉举报长期霸占集体土地的‘村匪村霸’了。”一位村民说。

  治理的成效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了文明带来的好处。如今,大榆树街违章建筑全部拆除、占道经营全部取缔,宽敞的街道,整齐的商铺,让来这里买东西的群众更多了,商户的生意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更好了。

  文明巷拆除了“堵心墙”,规划了停车位,安装了路灯,不仅消防车、救护车能够顺畅通行,巷子里的治安也好了。

  更重要的是,在优美的城乡环境中,老百姓的文明素养也提高了。“街道这么整洁,我们都不好意思乱丢垃圾了。”一位市民说。

  算好公共空间治理“四本账”

  看似一场城乡环境整治,带来的却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效应。

  “前些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村干部占用公共空间等公共资源,老百姓不满意,有怨言。村干部威信下降,村两委凝聚力、战斗力堪忧。”邳州市市长唐健说。

  在这场全市上下同步推进的公共空间治理中,邳州市委市政府要求党员干部首先带头。“对私搭乱建,先拆自己家的,再拆亲戚家的,最后才拆老百姓家的。”东湖街道城管办主任赵鹏程说。

  大顾村村干部顾绍侦占用公共沟地养猪已经20年了,最近刚投入5万元修缮猪舍,这次,他带头拆了猪舍。村里把占用的沟地填平修了柏油路,成了陈楼镇第一条通村的柏油路。村民们见状,都深感服气,二话不说,腾退了占用数十年的公共空间。村两委把村民顾尊友占用20年的大汪塘填平,修建了文化广场。如今,跳广场舞成了大顾村村民每天的娱乐活动。

  “其实,很多道理老百姓都懂,为什么不愿意拆?因为怕不公平,‘凭啥拆我不拆他’。这次,从第一家拆到最后一家,没有人能例外,也没有人再找法不责众的理由。”理发店老板王虎说。

  公共空间治理释放出的公共资源为城乡群众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效益。通过治理,邳州全市清理出大量被占用的土地资源,其中1.5万亩进入交易平台,增加补充耕地指标9904亩。50个经济薄弱村通过资源发包,实现村集体增收8.58万元,改变了一些村集体收入长期为零的窘境。

  “过去,公共空间被私人占用、谋利,现在,公共空间的收益真正归了公,老百姓拥护。”村民郭成华说。

  公共空间治理还促进了社会治理。据调查,农村8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与争夺公共空间有关。不久前,一起涉及50多件信访督办的案件,因一座违章建筑被拆除而自动化解。“一碗水端平,让曾经因利益冲突而失序的社会恢复了和谐安宁。”陈静说。

  经过公共空间治理,邳州城乡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河道疏通了,绿化覆盖了,垃圾清走了,占道消失了。许多人说:“车行在公路上,看一看路两边的环境美不美,就知道是不是还在邳州。”

  如今,邳州的公共空间治理还在深入推进。“治理反弹的现象不容忽视,治理之后如何公平使用,公共收益如何回馈群众,还需要深入探索。”陈静说,要通过建立长效机制,彻底消除群众担心治理是“一阵风”的顾虑。

选出“当家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4月19日起,浙江省温岭市城南镇举行村委会集中换届选举。全镇76个村的村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村组织的“当家人”。

  金云国摄(人民视觉)  

确立民法的基本原则(对话)

——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尹田

本报记者 张 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 wangguochun - wangguochun000 的博客

  在民法总则的编纂过程中,包括基本原则在内的基本规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总则的开篇就为整部法律确立了价值方向与根本依据。如何理解这些最基本的原则与制度,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尹田。

  记者:民法总则所宣示的基本原则是如何确立的?

  尹田:长期以来,我国民法理论逐渐形成“平等”“公平”“等价有偿”“意思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以及“民事权利保护”“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的理论归纳和立法表达。其中除“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之外,其他各项基本原则均为1986年民法通则所采纳。

  后来,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等价有偿”原则以及民事活动“不得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以及“遵守国家政策”等内容,被1999年3月颁布的合同法所淘汰。以合同法对民法基本原则的清理作为基础,此次民法总则全部采纳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其他基本原则,同时还增设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

  记者:此次民法总则确立的基本原则中,首次在民法立法中采用了“公序良俗”的表达,这一变化带来了什么不同?

  尹田:民法理论上,“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合称。公序良俗与意思自治两大原则,共同构成了民事主体行为规范的基本支撑点:意思自治原则确定了民事主体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及行动自由,公序良俗原则则是对当事人意志自由之边界的标示。

  在我国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中,“公序良俗”一直被表述为“公共秩序”与“社会道德”。然而,在表达民法基本原则时,以“善良风俗”替换“社会道德”,意味着公序良俗原则中的“善良风俗”不能等同于“社会道德”。

  尽管善良风俗源于道德秩序,但善良风俗只是对部分道德秩序的“裁剪”,而并非将整个道德秩序都通过善良风俗的适用而被纳入法律秩序之中。因此,善良风俗来源于道德秩序,但其目的不是为了直接保护道德秩序。相对于“社会道德”的多元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民法上的“善良风俗”具有更为严谨和准确的特点。以“善良风俗”替换“社会道德”,有助于对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则的正确理解和适用。

  记者:在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定中正式确认“习惯”为裁判依据,这是为什么?

  尹田:在民法传统理论和立法例上,将“习惯”乃至“法理”作为民法的渊源具有悠久的历史。此前立法之所以始终难以将“习惯”吸纳进来,原因主要在于“习惯”具有模糊性。在既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的情况下,难以把握能够作为民事裁判依据的“习惯”的确定标准。

  但是,随着法治的进步和立法司法理念的更新,如今“习惯”尤其是商事习惯,已经成为裁判民商事纠纷案件的重要依据,且为立法和司法解释所确定。在有关物权法、买卖合同、民间借贷等各项司法解释中,“交易习惯”已被作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重要裁判依据。

  与此同时,在处理农村(尤其是边远山区或者落后地区)发生的财产关系和因婚姻、亲属关系而发生的各种民事纠纷中,传统习俗或者民间生活习惯也产生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据此,将“习惯”写入民法总则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重要的突破性意义。

便民服务不可有官气(金台锐评)

张 璁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窗口看似不大,可在群众眼里那就代表了整个政府;便民看似不难,可里面却能做民主的大文章

       

  在近期热播的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里,剧中人物丁义珍“别出心裁”设计出的蹲式窗口让人站也站不得,坐也坐不得,这种几乎逼得人“跪着办事”的窗口,果不其然犯了众怒。然而这只是艺术的夸张吗?未尽然。剧集播出后,很快就有人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活生生的翻版:有的在政府机关,有的在医疗单位,有的则在交通枢纽,但无一例外都是群众办事需求巨大的公共服务场所。

  便民窗口不方便,极个别甚至还要刁难人,这不得不让人追问:为什么以“便民”为初衷开设的窗口,却总被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做到了反面?

  笔者曾到过一个基层法院的诉讼服务大厅,如今那里窗明几净、宽敞亮堂,自助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所有窗口一律开放式办公。但从该院领导口中得知,过去这里的窗口却曾有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小心机”:当时立案的窗口被故意设计得比正常更高一些,让人必须“踮着脚尖”才能递上材料——之所以这么做,当初的考虑就是“防着群众闹事”。可现在为什么又改了呢?这个法院的回答是:观念变了。为群众办好事,群众还闹什么事?又有什么可“防”的?

  人们常把便民窗口看做一个单位的“脸面”,服务质量直接关系形象的好坏。其实,便民窗口更是一面镜子,照出的是公共服务提供者如何摆放自己的位置。

  “对于手中只有榔头的人,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钉子。”为政理念是施政作为的先导,如果脑子里把“官”与“民”对立了起来,也就不奇怪行事中时时处处都多出一层“防”意。但如果认识到所谓的“官”起初不过是从群众中来,走出大门也不过一介布衣百姓,又哪来那么多的官民之分?一些人的特权和傲慢也就没了底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为人民服务靠的是“以百姓心为心”。

  再回到办事窗口上来,既然是便民服务,就不能再有官气。围栏建还是不建,这不是个装修问题,而是与群众的距离问题;柜台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不是个设计的问题,而是干群间的平等问题;把繁琐推给群众还是留给自己,这不是个程序问题,而是有没有服务意识的问题。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与政府打交道的渠道基本就靠办事窗口。窗口看似不大,可在群众眼里那就代表了整个政府;便民看似不难,可里面却能做民主的大文章。

民声

《 人民日报 》( 2017年04月26日   17 版)

  城市“啄木鸟”不妨多些

  河南西峡 胡勇俊

  现在,不少地方都有“城管随手拍”,市民通过手机即可举报城市管理问题,他们被称为城市“啄木鸟”。

  城市管理任务重、工作量大,职能部门的人力有限,监督难免有遗漏。要把工作做好做细,就应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不妨打开思路,多多利用互联网,开放平台,让群众主动参与进来。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加大对城市“啄木鸟”的精神、物质奖励力度,激发其积极性;另一方面也要制定相关制度,采取得力措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其敢作为、积极作为。

  其实,城市“啄木鸟”的做法还可以拓展到交通、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等诸多领域,通过创建不同的平台,让群众随时都能参与其中,借助他们的眼睛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这样的城市“啄木鸟”,不妨多些再多些。

     

  荒唐的“没公车不下乡”

  广西贺州 萧 霄

  江西省鄱阳县境内有一座危桥,村民向水利部门反映情况时却几次遭到推诿,其中一名干部甚至称“没有公车没办法下乡”。事后证明,这只是托辞。

  “办公事就得用公车”,在一部分官员眼里,这样的逻辑理所当然,但在公众眼里,却是干部不作为最形象的演绎。公车不是政府机关、干部落实工作、履行职责的先决条件,即便没有公车,该干的工作还得干,该尽的职责还得尽,该有的服务必须有。

  基层事务多、工作繁忙,基层干部出工出力还得出钱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加以改进。但在人命关天的大事面前,还动不动就以没有公车为由不愿下乡,那就值得重视和反思了。对类似不作为干部要加大处理力度,让不干事者没出路,让干事者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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